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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选1（第8页）

三、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现状的比较：文化冲突视野中的陶行知研究

国内外陶行知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某种西方中心的模式，所应用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用柯文在1986年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所概括的三种西方中心模式来说明。

（1）冲击—回应模式：此模式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的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以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

这一公式，从而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

（2）传统—近代模式：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

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

社会，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

（3）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

这三种模式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

19、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到一条狭窄的胡同。

在采用西方中心模式研究陶行知时，英美等国多采用“冲击—回应”

和“传统—现代”

的模式，国内教育界多采用“帝国主义模式”

。

国内外研究者大多把陶行知放在中国近现代化的框架下来分析，多用改革、发展、变化以及革命等词来描写陶行知的思想和行动。

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的不同在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多将陶行知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改革看作是杜威实验在中国的翻版，或者看作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发展。

国内在批判陶行知时将他归到杜威实用主义的行列，在纪念陶行知的时候，以及为陶行知平反后，着重讨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和杜威有本质的不同。

日本主要是从生活教育的角度来研究陶行知的思想和行动的。

此外，在国内外陶行知研究中，对陶行知身份的界定也是多种多样的。

国内主要将陶行知看成是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共产主义战士。

西方主要将陶行知看成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家。

日本学者用隐喻的方式将陶行知看成是一个政治抒情诗人。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何荣汉博士在其博士论文《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中将陶行知看成是一个基督徒教育家。

金林详主编的《20世纪的陶行知研究》一书认为，陶行知的身份主要还是一个人民教育家。

这些用来描述陶行知身份的词语的意义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的，但这些词之间到底有多么大的差异呢？例如，人民教育家是一个指称非常广泛的头衔，它可以用在任何时代的个体身上。

相反，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家这个头衔，却只能用来指称一个相对比较短的历史时期中存在的个体。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语境下，“人民教育家”

和“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家”

这两个词的所指和意义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如果我们从意识形态层面上去解释，这两个称号就具有巨大的差异。

以上是本文对中外陶行知研究现状及成果进行的一个初步的、总体的描述，目的在于使读者对陶行知的研究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也使本文从文化冲突的视角研究陶行知有了一个坚实的文献理论基础。

在描述中，本文主要参考了周洪宇等人编写的《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一书的叙述，在此深表感谢。

希望本文能够以前人的研究为起点，为陶行知研究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1]原载谭斌：《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