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选1（第6页）

陶行知曾在1930年秋到1931年初这段时间从上海秘密逃往日本，先后到过东京、京都等地。

陶行知对日本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的社会动向十分关注，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考察了国立图书馆、东京大学。

在京都，陶行知仔细观察了前来明治天皇陵墓参拜的日本人的表情，敏锐地发现劳动人民对这个天皇制国家的赤诚之情十分淡漠。

日本陶行知研究者认为这件事对研究陶行知的生平思想很重要。

中野光等人研究了日本的生活教育，讨论了日本池袋儿童村小学校与陶行知的关系。

池袋儿童村于1924年4月建校，由4名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者创办。

它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自由教育发展到顶点的标志。

该学校的老师包括校长在内不到10名，学生约50名，分成3个年级。

存在时间是从1924年4月到1936年7月。

它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所关闭，其师生受到了政府的迫害，这一点与晓庄学校很相似。

1935年1月，一位名叫牧泽的老师在由生活教育研究会创办的月刊《生活学校》的创刊号上，以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为题，介绍了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开展的新式教育和小先生运动。

这是日本教师写的第一篇关于陶行知教育运动的论文。

池袋儿童村小学校的重大特点是以孩子们的生活为基础展开教学活动，这与晓庄学校很相似。

该校老师野林记载过他的一次课：

一天早晨，已经过了上课时间，却没有一个孩子来学校。

莫非是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正在担心的时候，孩子们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

仔细看时，发现他们还牵着一只小狗；很多人手里拿着小木板、小木条。

野林问：“你们为什么集体迟到？这些木板、木条准备做什么用？这只狗是谁家的？”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老师，我们来学校的时候遇上了这条狗，它一直跟着我们寸步不离。

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这条狗养在学校。

我们向水果店老板要来了小木条，准备给狗搭个小房子。

老师，你能教给我们怎么做吗？学校里有没有锯子和钉子？”

事情虽然让野林感到很意外，但那一天他还是满足了孩子们的要求，和孩子们一起高高兴兴地给狗搭了个小窝棚。

事后，野林无法断定这种情况能否划入教育的范畴。

这时校长告诉他：“像给狗搭窝棚这样的生活实践就是教育，或者说是教育的基础。”

从总体上看，日本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对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与实践做了很多研究和介绍。

特别是“二战”

后20世纪50年代，由于斋藤秋男等人的努力，日本教师逐渐知晓了陶行知的名字，在大学教育课程里也经常介绍陶行知。

但是在中国“**”

结束后，日本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失望感、不信任感大大增加，导致关注陶行知的人越来越少。

那时在日本年轻教师之中，知道陶行知名字的人几乎没有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2年教科书问题之后，日本教育界再度开始关注陶行知。

现在日本关注陶行知的学生和年轻研究者渐渐增多。

（三）英美汉学界的研究

美国汉学界在研究陶行知时，主要是将他与进步主义教育联系起来考察，其中尤以巴雷·基南（BarryKeenan）所做的研究最为著名，已经成为美国汉学界对这段历史的标准化解释。

他那篇精彩而简洁的叙述是1974年做的，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上（1974年），中文名为《中华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他还写了一本书对这个课题进行更为透彻的探讨，名为《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1977年）。

美国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多多少少注意到了进步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如休伯特·布朗1990年的论文《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论文从另一个角度对陶行知的教育改革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