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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选1（第4页）

从国内陶行知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国内陶行知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

（1）多从政治性、阶级性的角度来研究陶行知的生平及思想。

在这种研究视角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就比较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导致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过于简单化。

这种政治化的研究取向导致了研究者或是混乱、矛盾地陈述某些事件，或是有意隐藏某些事件。

例如，在陶行知与冯玉祥的关系方面，同一本书中就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叙述。

一种是：“幽静的农村景色吸引了冯玉祥，他曾花费了点钱在小庄砌造了一间茅屋，准备公余之暇来小住，当地人称此处为冯村。

但是，冯玉祥休息的时间极少，没在冯村住过一次。”

另一种是：“至于冯村和五柳村，是由当时国民党的军政部部长冯玉祥将军捐建的。

五柳村是陶师的眷舍。

冯村是冯部长的郊区住宅，他有时来住一两天，和我们共同生活，依然过着西北军时代的生活，毫无做官的架子。”

再如，美国学者休伯特·布朗在研究陶行知的家境状况时，提出了与国内正统说法相反的论断。

他认为：“按照共产党方面理想化了的传记，陶的家庭是贫农。

然而，他们却足以送他们幸存的孩子，包括陶的妹妹文漠读完大学，并供给陶留学美国所需的许多最初的经济支持——这些表明他们的境况高于贫农。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陶的祖父是村里的小乡绅。

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

这些不一致的叙述共同生产出我们关于陶行知的知识，虽然有时会使读者茫然失措，不知道该相信哪种说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但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陶行知的不同途径，打破了以往陶行知研究单一性的局面。

（2）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多采用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这也是政治化研究的必然结果。

具体而言，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主要是将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按照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发生的顺序来写，着重叙述这些重大事件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动的影响。

按照这种思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动很容易被构建成一个分阶段发展的过程与体系，和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时间顺序上有一种进化论式的逻辑同构。

例如，有很多证据表明，晓庄时期是陶行知教育改革事业的顶峰时期，但这种说法却不符合历史进化论式的发展观，因此遭到政治化的修正。

事实上，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在内容上，大部分都受到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比如政府召开的各种纪念会议，政府部门重要人物在学术会议上的讲话，等等。

或者是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来为当前推行的各种教育改革比如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作注释，使其具有合法性。

因此，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陶行知形象的一种政治性建构：先把陶行知奉为一个神，然后用这个神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

这样就使得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与政府教育政策的发布、教育改革的倡导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过度解释。

（3）我们主要是从教育学、教育思想史的角度对陶行知进行研究的，陶行知研究似乎成为教育史研究的专门领域，这虽然有助于深入挖掘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但却导致了跨学科意识的缺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陶行知的整体研究。

虽然除了教育研究领域以外，别的领域也对陶行知进行了或多或少的研究，如历史、文学、哲学领域。

但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是孤立进行的，各学科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与对话。

有时候，哲学领域里的陶行知研究与教育领域的陶行知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别；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也与教育史领域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

目前，一些海外陶行知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从多学科的角度对陶行知进行更全面的研究，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黄冬在德国的研究，蔡宝琼在英国的研究，蔡崇平在美国的研究（后文将具体提到这些研究）。

这些具有跨学科意识的研究将引导我们对陶行知进行更加整体化的研究，并促使陶行知研究能有一些新的切入点，比如陶行知的管理才能和领导力，陶行知的基督教精神，陶行知的自由主义思想等方面。

（4）虽然我们也从日常生活层面对陶行知进行研究，但在描述陶行知日常生活的时候，主要集中在对其公共领域里的日常生活的描述，使陶行知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公众视野下的私人生活”

。

陶行知的私人生活被“公共化”

了，其结果容易导致对其私人生活的掩盖，对其私人空间的殖民，从而使得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显得不够真实与全面。

二、海外陶行知研究现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改革家

与国内陶行知研究主要是从教育学、教育思想史的角度不同，国外陶行知研究主要是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进行历史的分析，并将对陶行知的研究放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