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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布政施教 官学私学与书院教育（第5页）

两汉私学按修习层次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相当于太学，教学场地称为“精舍”

、“精庐”

;学习内容为专经研习;教师多为名师硕儒，如伏生授《尚书》、辕固生授《诗》、胡毋生授《春秋》;生源构成包括“著录弟子”

和“及门受教”

两种。

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在学者门下著其名即可。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牟长受学诸生逾千员，前后著录万余人;及门受教即采取高业弟子转相传授的形式，按《后汉书·马融传》言，马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即是典型。

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与仕途紧密联系。

学生经过精舍的训练，若能通一经，即可平步青云。

诚如夏侯胜所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汉书·夏侯胜传》）

另一类是普通教育性质的学校，是教儿童的小学。

教学场地称为“书馆”

、“学馆”

、“书舍”

等，学习内容为《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目的是识字习字;教师称为书师。

学生人数从数人至数十人不等。

比书馆高一级的是“乡塾”

，教师称为“孝经师”

，学习内容为《尔雅》《孝经》《论语》。

私学教育在汉代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积极影响并不逊于官学。

在官学制度尚未建立的汉初至武帝元朔五年间的八九十年中，私学成为国家教育的主要形式，不仅使文化得到传承，也使大量的典籍得以保存。

即使在官学制度建立后，由于汉代官学缺少蒙学机构，教育少儿的任务也多由私学来承担，其重训诂句读的方式已彰显出不同于先秦诸子自由讲学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王朝更迭频繁，但它对私学的影响却远不如官学那样严重，因而当官学衰颓时，私学却保持着兴盛。

在门阀制度滋长的背景下，其表现形态则是诸强宗大姓家门传学的风气。

如王淮之“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宋书·王淮之传》）。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佛教发展的影响，南北朝时的私学，除儒学私学外，亦出现了佛学私学，扩大了私学教育的范围，学术风气也比较自由。

唐宋以降，私学教育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书院和家塾。

唐代“许百姓任立私学”

（《唐会要·学校》），颜师古、啖助等名儒都出自私门学问。

至五代，私学蔚然成风。

许多名儒大僧开学馆，立精舍，群居讲习。

至宋、元、明三代，理学昌明，私学教育遍及城乡。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诸儒多曾接受过私学教育，也从事于私人授徒讲学的工作。

据《元史·许谦传》载，许谦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学者都来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