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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的好客体于是形成自我的核心,自我围绕这个核心扩展和发展。
因为当自我受到内化的好客体支持时,通过用力比多束缚内在运作的死本能的某些部分,它更能够掌控焦虑,保存生命。
然而,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中所描述的,由于自我分裂了它自己,结果自我的一部分开始“凌驾”
于其他部分。
他明确指出,这个执行许多功能的分裂部分就是超我。
他还说,超我包含被内射的父母的特定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
我同意这些观点。
而我的不同意见是:作为超我基础的内射过程在出生时就开始了。
超我出现于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前的几个月,【我早期的一些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更详细的描述可以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儿童精神分析》(1932)(特别是第八章)、《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5)和《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第218页)。
】我将俄狄浦斯情结和抑郁心理位置开始的时间,定在生命第一年的四到六个月。
因此,对好**和坏**的早期内射是超我的基础,且影响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
对超我的形成的这种设想,与弗洛伊德明确的表述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认为:认同父母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而且这些认同只有在俄狄浦斯情结被成功地克服后才会成功。
在我看来,自我的分裂导致超我形成。
分裂是自我冲突的结果,而自我冲突又是生死本能的对立所致。
【参考例子见本书《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1948)。
】通过投射以及它所导致的好客体和坏客体的内射,自我的冲突得到加强。
自我受到内化的好客体支持,也通过认同好客体而得到强化。
它将死本能的一部分投射到它自己被分裂开来的一部分中——这一部分因此对立于自我的其余部分,形成了超我的基础。
伴随着死本能这一部分的转向,与之融合的那部分生本能也随之转向。
随着这些转向,好客体和坏客体的某些部分也从自我中被分裂出来,进入超我之中。
超我于是获得保护性和威胁性双重品质。
随着整合过程的进行——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自我和超我之中,死本能就在某种程度上被超我束缚。
在束缚的过程中,死本能也影响了超我之中所包含的好客体的一些方面。
结果超我的活动范围就从约束憎恨和破坏冲动、保护好客体和自我批判,一直到威胁、抑制性抱怨和迫害。
超我与好客体紧紧连在一起,甚至努力保存好客体。
它非常接近实际的好母亲,它哺喂并且照顾孩子。
但是,由于超我也在死本能的影响之下,它也部分地代表了使孩子受挫折的母亲,它的禁令和谴责便唤起了焦虑。
当发展顺利时,在一定程度上,超我主要被感觉为是有帮助的,不会起到过于严厉的良心的作用。
孩子有一种天生的需要——我假定即使很小的婴儿也是如此——就是要被保护,同时也要受某些禁令约束,这些禁令相当于对破坏冲动的控制。
在《嫉羡与感恩》一文中我已经提出,婴儿对一个永远存在、永不耗竭的**的愿望,包含着这样一种渴望,就是**应该驱除或控制婴儿的破坏冲动,这样就可以保护他的好客体,并使他免于被害焦虑。
这种功能属于超我。
然而,一旦婴儿的破坏冲动和焦虑被唤起,超我就被感觉是严格而专横的。
于是,就像弗洛伊德形容的那样,自我“必须服侍三个严厉的主人”
:本我、超我和外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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