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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 1948（第5页）

这种内部危险情境的外化，是自我最早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方式，也是个体发展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御方式之一。

被转向外界的死本能活动以及其内部的运作，与同时发生的生本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

生本能紧随着死本能被转向外界，并通过力比多依附在外部客体（满足他的好**）上，这个客体于是成为生本能的外在代表。

此时个体内射这个好客体，并增强了生本能的力量。

内化的好**被认为是生命的资源，形成自我的重要部分，将其保存起来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

因此，内射这个最早被个体所爱的客体，和生本能所引发的所有过程由密不可分的练习。

被内化的好**与具吞噬性的坏**，一起形成了超我核心中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它们代表了自我在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

第二个被内射的重要的部分客体是父亲的阴茎，它也被赋予了好与坏的品质。

这两个危险的客体（坏**与坏阴茎）是内部与外部迫害者的原型。

那些带有痛苦性质的经验，那些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挫折，都被感受为迫害，而且主要被归因于外部与内部的迫害性客体。

在所有这些经验中，迫害焦虑与攻击彼此增强。

婴儿投射出去的攻击冲动，在他建构迫害者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基本而重要的角色。

这些迫害者的形象增加了他的迫害恐惧，并随之增强了他的攻击冲动与幻想，以应对这些在感觉上是危险的外部与内部客体。

成人的妄想症紊乱，在我看来，其根源是在生命最初几个月所感受到的被害焦虑。

妄想症病人被害恐惧的本质，在于感觉有一种带有敌意的作用力或机构处心积虑要加害于他，使他受苦、受伤，并且最终被灭绝。

这个迫害的作用力或是机构，可能由一个人或是许多人，甚至是自然力为代表。

这种恐怖的攻击有各种数不清的样貌，在每个病人身上都有其独特的形式。

但是我相信，妄想症患者被害恐惧的根源，是自我最终被死本能所毁灭的恐惧。

五

现在我将更明确地来讨论罪疚感与焦虑之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应该思考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某些观点。

弗洛伊德从两个主要的角度来探讨罪疚感的问题：一方面，他毫无疑问地相信焦虑与罪疚感是互相紧密关联的；另一方面他得到一个结论，即“罪疚感”

这个词只适用于与良心的表现有关的范围，而良心是超我发展的结果。

我们知道，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的发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结果，因此，在他看来，对于四五岁以下的儿童来说，“良心”

（ce）与“罪疚感”

这两个词并不适用，而且发生在生命最初几年的焦虑与罪疚感是不同的。

【关于焦虑与罪疚感之间联系的重要参考，包含在下面的文字中：“在此，也许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罪疚感充其量不过是焦虑的一种地形学变体”

（《文明及其缺憾》，S.E.21，第135页）。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明确地区分了焦虑与罪疚感，在讨论罪疚感的发展时，他提到“罪疚感”

这个术语的使用和早期“坏良心”

的表现有关，并说道：“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坏良心’，但实际上它不该被如此称呼。

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明显只是一种对爱的丧失的恐惧，是一种‘社会性’焦虑。

对幼童来说，它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在很多成人身上，它也不过是改变到以下程度而已：父亲或双亲的位置被更大的人类社会所取代——一个重大的改变只发生在权威经由超我的建立而被内化的时候，良心的现象于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

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谈论良心或罪疚感。”

（S.E.21，第124—125页）】

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1924），罪疚感源于克服较早的肛门施虐阶段中的食人（也就是攻击）冲动。

这发生在一个比弗洛伊德所推断的更早阶段，但是他并未在焦虑与罪疚感之间做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