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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第7页）

而最终的结果，便是孩童与身边人士的关系变得更深刻美好，而对于疏离感的摆脱更是不在话下。

同样的方式亦可沿用至青春期，只不过此一特殊成长阶段所需的脱离能力（capaent）与移情乃由分析治疗强力强化。

迄今为止，不管是治疗结束后或治疗期间，我都未曾接获来自家庭的抱怨，说孩童与旁人的关系变差了。

当我们回忆起当初那些矛盾的关系时，眼前这些状况显然要好上许多。

另一方面，我也经常接到关于孩童变得更加合群、更容易管教的肯定讯息。

所以到最后，我其实是在改善彼此关系这个非常任务上，帮了父母及孩童一个大忙。

不可否认地，若孩童父母能够在分析治疗进行期间与结束后支持我们，绝对是令人欢迎且极有帮助的。

不过我必须坦承，这样美好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那是一种理想案例，我们不能当成操作的基础。

安娜·弗洛伊德说过（第50页），“（分析治疗的适用情况）并非仅仅限于儿童患有病症时。

儿童之分析治疗主要属于分析的情境，目前仍应限于分析师的子女，或其他曾经有过分析治疗经验、对分析怀有一定信任与尊重者的孩子。”

针对此点，我的响应是：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出身为父母者本身的意识与潜意识态度。

同时我也一再发现，潜意识态度绝对与安娜·弗洛伊德所企求的情境有所出入。

理论上，孩童的父母也许会完全相信分析治疗的必要性，且欲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尽管可能基于某些潜在的因素，他们的作为反而阻挠了治疗工作的进行。

另一方面，我也经常发现那些对于分析治疗一无所知的人——有时不过是一个对我信任有加的家庭保姆——由于他们潜意识中的友善态度，反而对治疗工作大有帮助。

尽管如此，根据我的经验，任何进行儿童分析者，均需将保姆、女家庭教师，甚至是母亲等人可能产生的敌意与嫉妒纳入考虑，并且必须试着克服这些情绪，尽力完成分析治疗的工作。

最初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毫无可能，甚至在儿童分析中更是困难重重。

然而在我接触的大部分案例中，几乎未曾有无法克服的情形出现。

当然，我的假定是我们毋须“与孩童父母分享孩子的爱与恨”

，但我们采用此方式来掌握正向与负向的移情，主要是为了建构分析情境并加以利用。

令人欣慰的是，即使是极为年幼的孩童，随后都会聪慧地以对协助的需求当作对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能处理病童关系人所引起的阻抗现象。

因此，我的经验让我逐渐能够在工作上尽可能摆脱这些人物的牵绊。

也许当他们告诉我们一些孩童身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帮助我们看清真实的境况时，这些传达的讯息有时候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仍须尽力不去仰赖它们。

当然，我并非暗指孩童关系人的某些缺失将可能导致分析工作的失败，然而我必须说明的是，既然父母已将孩子送来分析治疗，我看不出为何只因他们缺乏了解或其他不利的态度，分析工作就无贯彻到底的可能。

综合我的所有论述，关于在各种不同案例中分析治疗的适当性，我的立场在许多方面明显迥异于安娜·弗洛伊德。

我认为分析治疗不仅对显明的心智错乱与不良的发展有益，同时也是协助正常儿童降低适应困难的良方。

也许此方式不尽直接，但我确定那绝对不会太艰难、太耗费心力或太过沉闷乏味。

在我论文的第二部分中，我意图证明分析师不可能同时兼顾分析与教育的工作，而且我希望对其原因加以说明。

安娜·弗洛伊德将这些功能（第49页）描述为“两种艰难且完全对立的功能”

。

此外她再次说道：“同时进行分析与教育，等于（分析师）必须同时准许与禁止，既放又收。”

综合我的诸多论述，我必须指出，实际上任一动作都是在消除另一项动作的作用。

假使分析师只是暂时地成为教育者，承担了超我的角色，此时分析师已阻绝了本能冲动输往意识的通道，变成了施压者的代表。

我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我的经验中，对于儿童或成人，我们应做的不只是利用分析技术来建构与维系分析情境，并克制任何直接的教育性影响；如果冀望治疗能有所斩获，一个儿童分析师更应秉持着与成人分析师同等的潜意识态度。

这样就可以使分析师真正愿意只从事分析，而不会试图去影响或引导病患的心智。

如果分析师的焦虑无法阻止他进行分析以外的事，他也势必能静待真正的问题出现，成果自然水到渠成。

假使分析师如此操作，将证实我用以反驳安娜·弗洛伊德的第二项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于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以及俄狄浦斯情结进行彻底的分析，不带任何保留。

后记（194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