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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第8页）

在其新书的前言及第三部分中，安娜·弗洛伊德就她的技术提出了不少修正，其中有一些与我上述论文中处理的几项论点不无关联。

我们两人观念的歧异点之一在于，她在儿童分析中掺入了教育方法。

她当初解释道，即使是在潜伏期阶段（唯一她认为儿童可以被分析的年龄），鉴于儿童尚未发展健全的脆弱超我，运用该项技术是绝对必要的。

但她如今却在序中指出，教育性层面在儿童分析工作中已不再那么重要（因为父母与教育权威早已变得开明许多）。

而且分析师“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现在终于可以专心地将精力发挥在纯粹的分析层面上”

。

再一次地，当安娜·弗洛伊德于1926年发表著作时，她不仅批判游戏治疗技术（我针对幼小儿童的分析所发展出来的技术），同时亦反对为进入潜伏期以前的幼童进行分析。

而如今，正如同她于序中所言，她已将年龄范围“自原先所建议的潜伏期”

，降低为“两岁亦可……”

。

除此之外，她似乎亦于某种程度上，接受游戏治疗技术为儿童分析中必要的一部分。

更有甚者，她已扩大诊疗范围，不管是从年龄或是从病患的类型来看均然。

另外，她现在亦认为“患有类精神分裂异常”

（sic）的儿童是可以被分析的。

接下来的论辩较为复杂，因为我与安娜·弗洛伊德的论点即使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则存在着重要的歧异。

安娜·弗洛伊德在提到儿童分析的“前序阶段”

（introductoryphase）时，指出她对自我防卫机制的研究，促使她发现“儿童分析中用以揭示与深入最初的阻抗行为之方法要领，因而使得治疗的前序阶段缩短，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成为不必要的考虑。”

从我在研讨会发表的文章论述里，略可显示我对安娜·弗洛伊德“前序阶段”

的批判重心：假如分析师自一开始便以分析方法处理立即的焦虑与阻抗问题，移情情境会立即被建构，而其他除精神分析以外的方法亦无用武之地。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不无相似，均认为如果分析方法与要领足以深入探讨最初的阻抗现象，那么前序阶段便是不必要的（虽然安娜·弗洛伊德似乎仅对某些病例才允许这样的态度）。

在我于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中，我主要从幼小儿童呈现剧烈焦虑反应的角度去切入处理这个问题。

然而，如同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所提出的许多例子，在焦虑问题较不急切的情形下，我一开始便会把重点放在防卫行为的分析上。

事实上，欲分析阻抗行为的问题，若不进行防卫行为的分析是行不通的。

尽管如此，即使安娜·弗洛伊德并未提及剧烈的焦虑分析，反而看似较专注于防卫行为的分析，但对于一开始便运用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的可能性，我们两人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另外我还必须提出一点，因为它攸关我个人对于早期分析的原则与技术之研究，相关心得在本书中都有所陈述。

安娜·弗洛伊德提道：“梅兰妮·克莱因与她的后继者不断地重复一项论调，就是借由游戏治疗技术的协助，儿童从最早的婴幼期开始，几乎在任何年龄都可以被分析。”

（第71页）我不知道她的这项看法从何而来。

读过我这本书与《儿童精神分析》者，势必未曾看过足以证实这项说法的段落，遑论任何关乎小于两岁到三岁又四个月儿童的分析方法论。

我的确十分重视婴儿行为的研究，特别是为了佐证我对于早期心智历程的相关发现，但这类的分析性观察与精神分析治疗的进行，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在此我还要提醒一件事。

在新版中（第69至71页），安娜·弗洛伊德反复提到她二十年前对我个人技术的错误认知，因为她一直以为我非常仰赖象征的诠释，且极少运用到——就算有的话——儿童的言说、白日梦或噩梦、故事、想象的游戏、图画、情绪性反应及其与外在现实的关系，如孩童的家等等。

此误解已经被我在论文集一文中一一驳斥，至于为何自《儿童精神分析》与其他众多文章发表以来，它仍持续延烧着，着实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