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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第6页）

我想就是这一点，简单明了地点出了我与安娜·弗洛伊德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分歧。

她自己说道（第8页），如果要她与身为雇主的孩童父母陷入一种对立的关系，她会感觉不自在。

在一个案例中，一名保姆对安娜·弗洛伊德出现了敌对的态度（第13页），安娜尽其所能地让孩童对这位女性产生厌恶感，夺走所有与她相关的正面情感，并将之移情到自己身上。

然而当主角变成孩童父母的时候，她开始有所迟疑，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不过，我们观点的歧异在于：我从不用任何方式鼓动孩童去憎厌所有与他们相关的客体。

但如果其父母愿意将孩子交付给我进行分析，不管是为了治疗精神官能症或其他因素，我想我会理直气壮地采取以下立场，因为这是对小孩最有益的不二法门：我指的是毫不保留地分析孩子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特别是父母与兄弟姐妹。

安娜·弗洛伊德知道分析亲子关系具有一些危险性，她认为那必定是儿童脆弱的超我所造成的。

让我略举几项借以说明——当移情被成功解决后，孩童再也无法回到其固有的爱恋客体上，而且可能被强迫得“重返精神官能症的道路，或者在分析治疗的成功协助下，转而寻求公然反抗的逆途”

（第37页）。

或是，假使孩童父母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对抗分析师，那么“既然孩子在情感上对双边都有所依附”

，结果会是“如同一场不快乐的婚姻一样，小孩将沦为彼此争斗的物品”

（第46页）。

再者，“如果儿童的分析治疗难以切合地融入生命之中，而是像一个外来体般强行植入、扰乱孩子的其他关系，对孩子将造成更多治疗无法解决的冲突。”

（第50页）

至此为止，安娜·弗洛伊德依然秉持着儿童的超我仍不够坚强的想法，以至于她害怕当孩子摆脱精神官能症的困扰时，会再也无法配合教育与其他相关人士的要求。

对此我的回应如下。

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假使我们在进行儿童分析时，心中能摒除任何的成见，从孩子身上我们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图像，只因为我们能进一步深入那段两岁之前的关键期。

虽然正如安娜·弗洛伊德偶然发现的，小孩超我的严厉性因此更加彰显，但我们发现此时需要做的，不是增强这个超我，而是使它更为柔和。

我们不要忘了，即使分析师抱持着中立的第三者姿态，在分析期间教育的影响与文化的要求仍然未受抹灭。

假若超我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引发冲突与精神官能症，就算被我们在分析治疗中一点一点地削弱，它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影响力。

我从未看过当我的分析个案结束时，这个超我的能耐有被大量削减掉的迹象；相反地，在许多个案做结时，我还希望它那夸张的力道能够再降低一些。

安娜·弗洛伊德仅仅强调，假若我们确保正向的移情，孩童将会在合作方式与其他牺牲形式上更加努力配合。

但我反倒认为，这诚然证实在超我的严厉性之外，一种对爱的渴求会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使得儿童愿意配合合理的社会要求，只要其爱的能力能经由分析治疗而获得解放。

我们别忘了，现实对成人自我的要求，远比较脆弱的儿童自我所遇到的轻微要求还要来得沉重许多。

当然不无可能的是，假使孩童必须与缺乏领悟力、有精神官能症特质或对自身有害的人做连结时，结果也许是我们无法完全清除孩子个人的精神官能症，或者该症状又被周遭的人再度唤起。

但根据我的经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依然能有效地缓和症状，引导出更好的发展。

更有甚者，这种故态复萌的精神官能症也较为轻微，未来较容易治愈。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接受过分析治疗的儿童若仍处于与分析对立的环境中，由于已与爱恋客体脱离，将会产生更大的阻抗力，因而更易遭受冲突之苦。

这样的担忧对我而言是种理论的想法，与真实经验不符。

因为即使当我遇到这类的情况，我发现儿童会因分析治疗的鼓励而自我调适得更好，因此也更能承受不快的环境，受到的伤害也比未经分析前少得多。

我也不断地证实，当孩童的精神官能症状减轻后，他们比较不会对周遭其他精神官能症者或缺乏领悟力者感到厌烦，在此情形下，分析治疗只会对他们的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过去八年来，我分析过为数众多的儿童。

就儿童分析而言，我的一些争议性的发现，也已不断地获得证实。

简而言之，安娜·弗洛伊德所担忧的危险性，即分析儿童对父母的负面情感将会破坏他们之间关系的状况，始终都没有发生过，甚至正好完全相反。

事实上，同样的状况亦发生在成人身上。

针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的分析，不仅释放了孩童对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负面情感，而且也解除了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使正面的冲动更能大大地增强。

正由于对此一最早时期的分析治疗，使得憎恶的倾向、衍生自早期口腔剥夺的罪疚感、如厕训练，以及与俄狄浦斯情境相关的剥夺等现象，显得更加明确，因而使孩童能从中获得大幅度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