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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我的观察,当俄狄浦斯情结升高时,这些机制才会因情结的引发而启动。
在此之前,它们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接下来的发展与反应,其实都只是一定型根基之上的上层架构而已。
在某些时机,反向作用的过程会更为突显,而再一次地,当压力愈大,超我的运作就会更强而有力。
然而,这种种状况并非是幼年时代才会发生的特异现象。
安娜·弗洛伊德将在潜伏期中及青春期前出现的现象视为超我与反向作用之延展,事实上,那不过是面对外在世界的要求与压力所呈现的表象应付行为,与真正的超我发展毫无关系。
当儿童长大一点后,他们(跟成人一样)便学习如何更熟练地掌握“双重道德符码”
,不再像幼童般少不更事、一派天真无邪。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安娜·弗洛伊德针对儿童超我的依赖性质,以及其双重道德符码与羞耻及嫌恶感之间的关系,所归结出的论点。
在书中第45页,安娜·弗洛伊德力陈儿童与成人不同之处在于:当儿童的本能倾向被带入意识之中后,超我再也不应该为它们的走向负起完全的责任。
因为她相信,此时获得放任的儿童,只能寻求“一条短捷且方便的路径——那就是直接的满足”
。
安娜·弗洛伊德不赞成——而且言之凿凿——应由负责训练儿童的人,来决定用何种方式将他们的本能力量从潜抑中解放出来。
因此她认为唯一该做的,是分析师“在此一重要节点上指引儿童”
,为此她亦举例说明了分析师进行教育指导的必要性。
让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说。
如果我对其理论主张的反对意见成立,它们定能通过实例的考验。
我们即将讨论的,是一个她在书中数处谈及的案例:一名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六岁女孩,这个孩子在接受治疗之前呈现抑制与强迫症状,后来则变得调皮、缺乏自制力。
安娜·弗洛伊德便推断,此刻她应该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介入。
她以为那个孩子的肛门冲动从潜抑中获得解放后,便在分析治疗之外径求满足,这表示她的方法错误,不该太过信赖幼童自我理想的力量。
因此她觉得分析师应该对那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进行一点短暂的指导,否则将无法控制孩童独立的冲动。
厄娜是个非常难管教的小孩,处处展现不合群的倾向。
她患有严重的失眠、强迫性**、学习抑制、高度忧郁、过度的烦躁与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病症。
自她进行两年的分析治疗后,显然效果不差,目前她已在一所原则上仅招收“正常儿童”
的学校就读一年多,接受生活的历练。
不消说,身为一个严重的强迫式精神官能症患者,厄娜饱受过度的抑制与深切的自责所苦。
她有着典型的人格分裂现象,不是“恶魔与天使”
,就是“好公主与坏公主”
之分。
当然,分析治疗很自然地协助她释放出许多情绪及肛门施虐冲动等等。
她在治疗时段里,发生过许多目不暇接的宣泄行径,譬如,对我房间里如抱枕之类的东西大发脾气;弄脏与破坏玩具;用水、黏土、铅笔污损纸张等等。
在整个过程中,小女孩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不受抑制的钳制,甚至十分乐在其中。
但我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肛门固着中被抑制的满足,里头必有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在运作着。
小女孩绝对不若一开始看起来那么“快乐”
,就像安娜·弗洛伊德对她举出的案例所做的推断一样。
在厄娜“缺乏自制力”
的行为背后,极可能是焦虑与对惩罚的需求,迫使她不断重复上述行为。
而显然地,这也是源自她在经历如厕训练时就已产生的愤恨与违抗心理。
当我们将这些早期固着行为的分析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及罪疚感加以连结后,情况便完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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