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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第3页）

形象的警察、法律、丧失社会地位等等的畏惧感，来克制他们的自我中心本能。

同样的情形亦发生在儿童身上，安娜·弗洛伊德称之为“双重道德标准”

（doublemorality）。

不仅是儿童才会对成人世界用一套道德规则，对自己和好朋友用另一套，许多成年人也是在独处或与同辈相处时是一个样，面对长辈或陌生人时又是另一个样。

我想关于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安娜·弗洛伊德与我意见相左的原因之一在于，借由超我，我认识到俄狄浦斯客体内化后发展出的机能（于此我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论述），以及它在俄狄浦斯情结过后所呈现的持续不变形态。

如同我已解释过的，这项机能从萌生到成形的过程中，与刚开始诱发它的那些客体完全不同。

当然，儿童（成人亦同）将会制造各式各样的自我理想，建置五花八门的“超我”

，但这都仅产生于较浅的层次，事实上在最深的底层，仍由根深蒂固、屹立不变的超我决定一切。

安娜·弗洛伊德所想的那个超我虽然仍以父母之姿发挥作用，但那却与所谓真切的内在超我不同，即使其影响力不容置疑。

假使我们希望能触及这个真正的超我，试图加以影响并降低它的运作能力，唯一的方式便是进行分析，在此我指的是深入调查整个俄狄浦斯情结发展与超我架构的分析法。

让我们再回到之前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在那名以对父亲的畏惧感当作抵抗本能利器的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超我，但我并不会很制式地以“幼稚”

来形容它。

举另一个案为例：我曾提过一名四岁男孩，虽然拥有和蔼可亲的父母，他却饱受具阉割与食人倾向的超我所折磨，显然他的超我不是只有一个而已。

我在他身上发掘到不同的认同，虽与他真正的父母较为贴近，却仍不是一模一样。

对这些外表友善仁慈的形象，他称之为他的“好爸爸与好妈妈”

。

当他对我的态度呈正向反应时，他会允许我在分析治疗中扮演“好妈妈”

的角色，什么话都跟我说。

其他时候——尤其当负向移情再度出现时——我的角色转换成坏妈妈，任何想得到的坏事都做得出来。

当我是好妈妈时，他可以许下任何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奇特要求或愿望。

在他的想象中，为了帮助他，我会在夜里带给他一件象征他父亲阴茎的礼物，然后把它切开、吃掉。

因为在他对“好妈妈”

所许下的愿望之一，便是他要和妈妈一起杀掉爸爸。

当我变成“好爸爸”

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他妈妈做同样的事，而当他自己扮演爸爸、我变成儿子的时候，他不仅允许我和他的妈妈**，还不断提供相关讯息、鼓励我，向我示范父子如何同时与母亲进行这幻想中的**。

这一系列极度歧异、水火不容的认同，不仅从各种不同的层次与阶段萌生而出，亦与真实事物大为迥异，但却在孩童身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超我，看起来既正常又发展良好。

我之所以从几个类似案例中挑出此例的原因，在于这名男孩原先是一个看起来完全正常的孩子，会接受分析治疗只是出于防范的考虑。

但当分析治疗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调查逐渐深入，我才分辨出这男孩之超我的完整架构与种种个别的元素。

他显现出的罪疚感反应，乃基于极高的道德水平。

对于所有他认为不对或丑陋的事，他都加以谴责。

虽然其方式符合儿童自我的表现，但却和成人高伦理标准的超我之运作不相上下。

和成人的状况雷同，影响儿童超我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种，在此我不予以赘述。

假设基于某些原因，其发展不完全、认同建构亦未成功，那么作为超我形成之源的焦虑，便会开始活跃起来。

对我而言，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意义不大，但那样的超我发展状况确实存在。

我不觉得它足以印证儿童发展的独特性，因为我们同样可在超我发展不全的成人身上看到相同的现象。

故我认为她由此案例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安娜·弗洛伊德就此所提出的论述，令人感觉到她相信超我的发展、反向作用与屏幕记忆，大多是于潜伏期期间发生。

然而，我的小小幼儿分析经验，却迫使我做出与她截然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