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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七德”
,出典于《左传》中“武有七德”
,意在发扬武功盛德。
后来,又一度改名为《神功破阵乐》。
《庆善乐》创作于贞观六年九月。
那时,唐初大治已见成效。
唐太宗亲临武功旧宅庆善宫,仿照汉高祖和光武帝荣归故乡的做法,赏赐闾里。
因重游故里,触景生情,不禁赋诗十韵。
音乐大师吕才立即把他的诗谱之管弦,名为《功成庆善乐》。
还命令六十四位儿童,头戴“进德冠”
,身穿“紫挎褶”
,长袖漆髻,打扮文雅,不执干戈。
伴随着清脆而悠扬的曲调,徐徐起舞。
这种舞蹈又叫《九功舞》,表现了唐太宗对故土的怀念和胜利,成功之后的豪情。
总之,“《庆善乐》为文舞,《破阵乐》为武舞。”
前者“广袖曳屣,以象文德”
;后者“被甲持戟,以象战事。”
它们作为唐初舞蹈艺术的杰作,无疑是唐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
因此,每逢元旦、冬至、朝会、庆赏时,它们是经常演出的节目,深得观众好评。
《七德舞》不仅名扬国内,而且远播海外,连天竺(印度)王尸罗逸多也遥闻此乐舞。
唐太宗对音乐艺术的社会作用也有自己的见解。
贞观二年六月,《大唐雅乐》初演时,唐太宗和群臣就“乐”
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讨论。
御史大夫杜淹举例说,北齐将亡,随之作《伴侣曲》;陈朝及灭,出现《玉树**》;由此证明“前代兴亡,实由于乐”
。
唐太宗不以为然,认为音乐虽有感人的艺术效果,但是“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
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
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
魏徵插话说:“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对此,太宗完全赞同。
所谓“乐在人和”
,是对音乐艺术社会作用的理解,反映了贞观君臣们的民本论的思想特征。
又有一次,协律郎张文收建议“厘正太乐”
。
唐太宗不同意,说:“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
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
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
这里,以隋亡为鉴,强调“人和”
是“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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