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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依法治国修订唐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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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起兵晋阳时,为了争取群众,“即布宽大之令”
,攻入长安后,曾约法为十二条。
武德元年,鉴于隋炀帝的烦法酷刑的严重后果,宣布废除隋《大业律令》;同时由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
唐高祖李渊下令删改律令的原则,说:“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宜改刊定,务使易知。”
不久,制定了新格五十三条,原则是“务在宽简,取便于时”
。
及至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新律令,即《武德律》。
唐高祖以宽简易知作为损益《开皇律》的指导思想,是受到隋末农民战争的震撼而要笼络人心的做法。
唐太宗即位后,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致治与立法的原则。
当时,出现了宽严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徵以为不可。
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
主张威刑严法作为立法之本的是封德彝,而主张慎刑宽法作为制法依据的则是唐太宗的智囊魏徵。
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唐初立国政策与立法原则的分歧。
经过辩论,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以所谓“王政”
来代替隋末暴政,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
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末”
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
用魏徵的话来说,叫作:“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
;“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
。
贞观三年,唐太宗在诏令中说:“泣辜慎罚,前王所重”
,就是指此而言。
唐初这种宽仁慎刑思想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
有学者认为:“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
其不欲以法禁胜德化之意,暾然与哀矜慎恤者同符。”
把慎刑美化为封建统治者的仁慈恩赐,显然是不对的。
其实,由于唐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隋末暴政所造成的“百姓怨嗟,天下大溃”
的局面,一方面对农民战争深深戒惧;另一方面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因而提出了“宽仁”
的主张。
隋朝的灭亡根源于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陡然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
其中,统治者严重破坏成文法,对人民滥用刑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贞观年间,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都对隋炀帝酷法而亡作了探讨。
魏徵在其主编的《隋书》中,总结了隋炀帝“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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