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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北京（第4页）

黄如论先生边笑边摇着头连声说道。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确保在北京的投资胜算在握，我只身北上，在北京搞了8个月的调査研究。”

我猛然一听，感到有点新鲜；再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

这证明黄如论先生还有着胆大心细的另外一面。

由于我与黄如论先生都是贫寒的农家子弟，所以他说罢“只身北上，在北京搞了8个月的调査研究”

以后，我就禁不住地想起50年前只身来北京读书的往事。

1958年夏天，我如愿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是年9月初，我告别了生养我的故乡，背着用蓝包袱皮包的各类书籍，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登上北去的客车，一路上听着《社会主义好》、《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等歌声，不知不觉地到了北京。

当我走出前门火车站以后，映人我眼帘的是熙熙攘攘、接踵擦肩的人海。

或许是中央音乐学院刚刚从天津迁到北京，没人知道准确的校址在什么地方；也或许是我一身农村孩子的打扮，和中央音乐学院挂不起钩来，几乎所有的路人对我打听校址先是漠然一笑，继之又说声‘‘不知道！”

转身就离去了。

谢天谢地，我从清晨问到中午，终于背着用蓝包袱皮包的各类书籍走进了中央音乐学院。

可以想见，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又一定会在这所贵族学校中闹出不少的笑话。

但是，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各种冷眼相视的面孔，还有那不同的讥笑声。

这时，生性刚强的我没有资本回以眼色，只好默默地说着这样一句话：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时下，黄如论先生就要进京赶考了！

虽说他现在已经是腰缠亿万的房地产商，可他的着装和气质依然是那样平朴，丝毫与富甲一方的商贾联系不起来。

另外，我久居北京，深知这座天子脚下的古城，不仅留有八旗子弟的遗风，而且重官轻商的观念还深深刻在一些人的心中。

因此，无论是赶考的秀才，还是升官发财的政客和商贾，只要他们一进京城，都会生出见人矮三分的感觉。

为此，我很想知道黄如论先生走进北京时的样子和心态。

但是，我碍于所谓的面子，没有直言询问黄如论先生。

事有凑巧，我在采访一位当事人的时候，他却不经意地满足了我这一’好奇心。

这位先生姓蔡，时任福州驻京办事处主任，中等身材，办事干练，再加上他那慈眉善目、未语先笑的形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训练有素、善于交际的同志。

自然，也应是一个称职的驻京办事处主任。

时下北京的官场、商海无人不晓，各地驻京办事处有大小之分，穷富之别，可他们都有相同的两大功能：一是接待家乡来京办事的有关人士，再是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糖衣炮弹”

打通京城各种关节，为家乡的官员、商人以及老百姓谋取完全不同的福利。

因此，黄如论先生只身进京考察商机，自应求助于福州驻京办事处。

据这位蔡先生说，黄如论先生进京之后下榻昆仑饭店，他穿着一身极其普通的休闲服装，如果再加上他那一脸的沧桑，就像是一位进京赶考的穷秀才住进了大观园，与身着西装革履的中外人士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或许是出于财大气粗的原因，他走起路来目不斜视，疾步如风，从不侧目那些冷眼旁观的路人；就说他设宴请客吧，更是随意、平常，绝无刻意的铺张和浪费。

简而言之，不了解底细的人，一定会认为黄如论先生是一位土包子式的乡镇企业家，绝对无人相信他是一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商。

对此，这位蔡先生十分感慨地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啊，黄先生是如此低调的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古老的北京也渐渐地躁动起来。

那时，五星级饭店人满为患，饭桌上摆着所谓法式、俄式等国的大餐，也就是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包间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各种签约，有的甚至还拿到了各类批件。

当时，有人就曾公开地发过这样的牢骚：“北京改革开放的速度比深圳慢好几拍，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污吏却出了不少。”

虽说时光流逝了十年，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有这样一句流行语：

“北京的改革停在嘴上，深圳的开放表现在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