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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争与帝国（第8页）

南斯拉夫军队的残余分子联合起来并号称切特尼克人（iks）抵抗占领，不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团体也跟着加入。

占领者随后威胁要对民众采取激进的、致命的反制措施——一名德国士兵死于平民之手，作为报复，有100人将被射杀。

德国警察和军队不愿意从民众中的多数群体中挑选受害者，而是首先以犹太人和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为目标。

1941年秋，这些屠杀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到1942年初，大约6万人在苏联被枪杀，在塞尔维亚，这个数字大约为3万。

然而，这一暴力政策并不成功。

从1942年夏天起，苏联的武装抵抗有所加强，而在南斯拉夫，抵抗则转移到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

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党卫军、警察和军队在与游击队的战争中发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带状行动”

（Baions）体系，每一次行动都造成数千人死亡。

民众的总死亡人数接近50万。

从1942年底开始，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德国占领者也扩大了暴力的使用范围。

最初是在波兰地区，然后是在斯洛文尼亚和希腊，到1943年秋，对被占领的意大利也使用了暴力。

最后，从1944年中期开始，甚至在法国也发生了一些隔离大屠杀。

这种暴力在1944年8月华沙暴动期间达到可怕的**。

几天里，德国党卫军和警察部队有计划地试图屠杀该市整个地区的居民，直到他们被控制住。

尽管如此，仍有大约16万居民死于暴动。

在东南欧和西欧，这种使用极端暴力的做法在占领区的官僚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对，事实上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因为它驱使民众加入抵抗运动。

如果我们审视占领政策的基本要素及其执行情况，各领土之间的差异似乎就不那么明显了。

研究一再强调占领区官僚主义的复杂性——甚至是混乱的性质，声称在各行政机构内部，各当局和个人之间的竞争是普遍存在的，就如同在帝国一样。

诚然，这类冲突——关于责任和资源范围的争论，甚至关于个人虚荣心的争论不断出现，但在以下关键问题上仍然达成了广泛共识：确保占领，进行经济开发，屠杀犹太人和“日耳曼化”

。

不同部门之间甚至有着密切的合作。

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占领政策的核心参照点是“元首”

阿道夫·希特勒。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或日本相比，德意志帝国并不拥有控制占领地的中央权力机构，只有各占领军的首脑在争先接近希特勒。

尽管他不断地了解被占国家的发展概况，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有限。

中央帝国政府基本上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甚至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干预波兰、法国或南斯拉夫事实上被吞并的领土。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全国民主行动党高莱特（NSDAPGauleiters）统管这些地方，其在管理占领区方面往往具有双重职能。

决定占领政策的中央当局是戈林的经济管理局、四年规划局以及希姆莱领导下的党卫军和警察组织。

此外，还有劳工全权代表等特别专员，甚至外交部也可能影响占领政策。

从结构上看，各占领当局之间有很大不同。

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以及塞尔维亚和希腊中部，或多或少地按照国际法建立了军事管理机构。

这些名义上是国防军高级司令部的职权，但事实上，他们成立了自治的占领官僚机构。

处在战争中的被占苏维埃领土的东半部，政府由军队指挥。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陆军军需长没有制定独立的占领政策。

尽管军事管理部门被认为是更传统、更少纳粹化的机构，但他们采取的剥削政策和镇压的方式与其文职对应部门类似。

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军事管理部门内，文职人员主要负责占领政策。

挪威、荷兰和被占领苏维埃领土西部（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部分地区）的平民占领行政当局被称为帝国军需部。

在波兰中部和南部，对应的部门称为中央政府。

职务保留在帝国内部的高级国家安全行动党（NSDAP）干部，则在其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