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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屠杀（第3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方法关注集体屠杀和一对一暴力截然不同于灭绝营的非个人性质，而带有个人独特性。

起源

基于这些不断变化的观点和解释，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查找最终解决方案的根源、实施及后果。

大屠杀更早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个主要来源。

第一个是反犹太的宗教神学、流行神话和社会怨恨，其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阶段转变为现代反犹太主义。

现代的反犹太主义源于犹太人的崛起和快速工业化的共同作用，尤其是中欧的快速工业化，导致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的迁移，削弱了传统的精英阶层，侵蚀了旧中产阶级的小工匠和制造商。

逐步取而代之的是重工业、连锁商店，不断增长的白领和服务业以及大众传媒，这些都通过密集的铁路网络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

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称之为“工业革命”

（industrialrevolution）的这一“伟大变革”

，随着不断扩大的城市空间和通信网络，催生出新型的大众政治，对那些无法适应它的人造成了尤为不安的影响。

犹太人在1871年德国统一后得到解放，迅速加入新经济，他们被那些落后的社会经济部门认为是造成他们不幸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现代化，平等权利的扩大与新民族——国家的侵略性民族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反犹太主义作为民粹派民族主义政党工具的政治兴起的肥沃土壤。

最终演变成纳粹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根源是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

在整个欧洲的出现。

其中一些论述可以追溯到从语言学区别种族语系的趋势——即识别具有特定民族或种族起源的不同语言家族，如印欧语（IndoEuropeaiguages）之间的区别。

另一个元素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进化论和物种起源解读为给人种或种族之间固有不变的差异提供了科学证据，进而使种族（如雅利安人）在进化树中的等级高于其他种族（如非洲人）。

这些概念与种族生理概念相结合，据此可以繁衍出更纯的、因而是更高级的种族，而与之相对的是混血的，也即劣等的或退化的种族。

由于这种人类概念起源于欧洲和北美，印欧语系的白雅利安人被视为体格和道德都优于其他所有种族也就不足为奇——至少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不断扩张的殖民帝国都能保持种族纯洁性。

事实上，正是对殖民帝国的征服，促使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不仅在军事和技术上，也在文化和道德上，对一些人来说，在生理上也是如此。

但也正是少数欧洲精英对大量非欧洲人的统治引起他们对本土化的担忧，统治过程中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与当地人通婚造成了种族混合，从而稀释了这些重要的优越品质，因此他们越来越痴迷于通过分类和隔离保持种族纯洁性。

“科学种族主义”

和“种族生理学”

是主张人类进化和繁衍的科学，因此不仅成为欧洲合法话语的一部分，而且标志着其实践者的现代性和复杂性。

当应用于被反犹运动认为是异族、非欧洲种族的犹太人时，这一论述为怨恨、排斥和仇恨政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

正是旧偏见和信仰的结合，对新社会经济的愤怒和恐惧，以及对不可改变的种族差异的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的断言，使现代反犹太主义变成了一场尽管不是完全无处不在但却强大无比的政治运动。

这一潜在的爆炸性组合中还缺少两个要素：一个是能让恐惧和仇恨煽动者吸引大众的普遍危急时刻，另一个是要让大家认为清除犹太人就能解决社会面临的所有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正是索尔·弗里德兰德所称的这一救赎的反犹太主义，成为希特勒的世界观与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

其早期反响可见于19世纪末期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斯切（HeinriTreitschke）推广和合法化的口号“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其语句成了黄色纳粹派德尔·斯特姆（DerStürmer）的座右铭。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后，随之而来的可怕的通货膨胀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最后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德国社会发现自己被从一个危机席卷到另一个危机。

旧的帝国政权瓦解了，经济安全感及缓慢但确定的进步被侵蚀，民族自豪感被羞辱，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一个新的共和党政权一经创建便被许多人怀疑为社会局外人控制的境外强加势力欺骗。

这一时刻，许多愤怒和恐惧的德国人既想寻求更好的未来保证，又想查明和清除那些造成这场意外灾难的人。

根据“暗箭伤人的传说”

，德意志帝国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了，而是被内部的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出卖的（这两者通常被视为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