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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第7页）

但是，推动德国产出激增的真正力量其实是萨克尔大力开展残酷无情的征召和抓捕，其将数百万的外国劳工带到德国，他们中被迫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1942年，生产坦克的工人总数增加了60%，机车制造业的工人总数增加了90%。

大多数新手都是外国人，他们很快就占到了军备工人的13，而在制造飞机的工人中间占到了40%以上。

到1944年，大约有800万外国人在德国工作，他们构成了46%的农业劳动力，34%的矿工，30%的金属工业工人，28%的化学工厂工人占比，其总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26%以上。

这种外国劳动力其实是一种掠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被迫劳动的。

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大约有60万意大利士兵被德国人关押，然后被运往北方，这些士兵遭受了专门针对他们的鄙视和苛待。

波兰人不得不在衣服上佩戴标识性的“P’s”

的标签，而来自纳粹占领的欧洲更东边地区的工人则贴上了“Ost”

的标签；这两批人（在1944年时有380万人）的劳动任务最艰苦，但所获得的食物最少，到手的工资也是最低的。

这些劳工被严格限制与周围的德国民众接触，如若发生性关系则可被处以死刑。

西欧和北欧工人的情况就会好一点，但仍有很多人潜逃。

在空袭期间，潜逃人数更是成倍增加。

1943年5月，同盟国加紧空袭，结束了德国军备生产不断上升的态势，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德国的军备生产基本都处于低潮期。

与此同时，这一年夏天，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被苏联击败，标志着帝国明显已经无力发动重大的进攻行动。

面对毫无悬念的战败结局，斯佩尔和萨克尔不仅加倍强迫劳工劳动，而且还加强了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军的合作，把集中营的囚犯当作奴隶劳工——他们只须每日向集中营支付租金，而根本不用向这些工人支付任何报酬。

1941年，私营企业开始在奥斯维辛附近的法本工厂以及附近的布里施汉摩尔和海德布莱克的建筑部队中使用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做劳工，并让囚犯参与进行上西里西亚区和德国在战前吞并的波兰部分的道路建设项目——该项目由菲利普霍尔兹曼建筑公司承建，但这种做法在这之前是相对罕见的。

在1943年之前，大部分的囚犯劳动都是在集中营中党卫军所属的工厂里，或由党卫军指导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在东欧。

但是，1942年11月，经过斯佩尔的劝说，希特勒已经授权在帝国内部的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劳动力。

而在当时，这种做法与那个也许可以称为第三帝国彻底失败前最荒诞的经济倡议一起被推翻了：战斗机工作组计划（J?gerstabprhterStaffProgramme），就是将国家大部分重要工厂，特别是为空军生产的工厂掩埋或转移到地下。

其中包括纳粹实现胜利梦想所日益依赖的制造“神奇武器”

的装置，特别是V-1和V-2火箭，这些装置耗费了越来越多的稀缺资源。

仅在V-2计划中，帝国就投入了20亿帝国马克，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建设一条穿越德国中部山脉的装配线。

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在那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劳作。

最终，死于火箭制造的人数几乎是被火箭炸死的人数的两倍。

奴役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是极其可怕的，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更是如此。

在法本公司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工厂，有2.5万至3万名囚犯在劳作过程中死亡。

据记录，1945年初，有70多万名难民营囚犯为德国或私人企业工作，到第二年夏天，其中可能共有23的人已经死亡。

此后，强迫劳工的死亡速度有所降低，但伤亡的原始人数还是很大的。

至少有30万苏联和波兰文职人员在德国工作期间死亡，另外还有100万苏联战俘死亡。

广泛流传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与之相反，强制劳动或奴役劳动制度其实都不是受利润所驱动。

他们是在希特勒的种族唯我主义和德国劳动力供给的数学模型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因为希特勒坚持认为只需考虑德国人的福祉。

随着军队的需求削减至与德国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相匹配时，帝国的劳动力缺口已高达数百万。

德国之所以使用强制性工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廉价，而是因为他们是可用的，而且一度似乎是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替换的。

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进行建筑作业时，因为他们往往生产率低下，他们的劳动产出还抵不过从党卫军那里租赁、供养和看管他们的费用。

但这一事实却导致了一种反常的激励，它促使雇主节省这些工人的供养和看护开支，只要他们的人数还足够就可以了。

萨克尔和斯佩尔的劳工制度集中体现了德国为了争取大陆主导权所表现出的恣意妄为和冷酷无情，但这一切最终却徒劳无功。

诚然，使用外国劳动力确实有助于解决战争导致的德国农业减产问题。

1939年至1944年间，德国的农业产出只下降了15%，而从占领国运来的农产品数量还超过了这部分下降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