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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第5页）

他们的私人住宅，包括希特勒的伯格霍夫（Berghof），赫尔曼·戈林的卡琳霍尔庄园（hallestate）、戈培尔在万湖（LakeWannsee）上的施瓦南沃尔德圈地（Swerder），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在柏林-达勒姆（BerlinDahlem）的别墅，以及罗伯特·莱伊（RobertLey）在科隆附近的莱霍夫（Leyhof）的豪华别墅，这些也只不过是首脑们豪华住宅中的几处而已。

纳粹领导人还委托制作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物什。

对纳粹来说，很少有比他们自己家更豪华的地方了。

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有定制的餐具、瓷器、水晶器皿、开瓶器等。

他们的品位支撑了整个纳粹纪念品行业，直到今天，这一行业仍然蓬勃发展。

当局定期发起反对“庸俗艺术品”

运动，但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但是，在第三帝国期间依然存在高质量的艺术和工艺，以及才华出众的设计。

纳粹政府和纳粹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应用艺术——建筑师必须是帝国视觉艺术协会（theReichChamberfortheVisualsArts）的成员，必须符合建筑规范——但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至少曾经有一段时间，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LudwagMiesvanderRohe）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ius）成为非官方领域实用派的其中两位核心人物。

时任包豪斯学院最后一任主任的密斯在1932年从德绍（Dessau）搬到柏林，曾试图保留这一机构。

在1933年4月这所著名学校被关闭前，他曾与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Restapo）的领袖鲁道夫·狄尔斯（RudolfDiels）进行过商讨。

密斯仍然享有卓越声誉，而且他不是犹太人。

他和包豪斯派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一起，受邀参加1933年德国国家银行（Reik）设计比赛。

两人都设计了宏伟而现代的结构，将现代风格和法西斯风格糅合到一起。

尽管每个人都认同密斯的作品，但评审团的一名成员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Wolff）最终赢得了比赛（在1934年至1938年期间，他建造了一座规模巨大却并不太出众的建筑）。

然而，和格罗皮乌斯一样，密斯仍然认为他的作品应该当选。

两人都加入了第三帝国视觉艺术协会，填写了在第三帝国当建筑师所需要的所有文件，并参加了1934年的展览《德国人，德国作品》（DeutschesVolk，DeutscheArbeit）。

这个盛大的关于德国工人（非犹太人）优越性的宣传展览以现代主义设计为特色，包括前包豪斯派赫伯特·拜耳（HerbertBayer）创作的海报。

格罗皮乌斯和密斯积极参加1933年和1934年的其他建筑竞赛：密斯提交了1935年在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的德国馆设计图，格罗皮乌斯提交了由当局大众休闲组织承办的另一个建筑群设计图。

两位建筑师都在他们的模型设计中加入了“卐”

字旗，以表明希望融入纳粹政权的意愿。

格罗皮乌斯很快就意识到他在纳粹德国没有立足之地，特别是在这个政权的政策越来越激进和高压（更别说反现代主义）的情况下。

格罗皮乌斯与埃贡·霍尼格教授（EgonH?nig）是朋友，后者是帝国视觉艺术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他对时事了如指掌。

1936年，霍尼格被更为激进的画家阿道夫·齐格勒（AdolfZiegler）取代，但当时格罗皮乌斯已移居英国。

格罗皮乌斯尽一切努力使他在德国的事务井然有序，并避免与当局对抗。

他甚至请求能够获得哈佛大学建筑学教授的职位。

他写信给戈培尔，称他将取代一名法国人，还说这一任命在德国反响良好。

密斯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跟随他的朋友和竞争对手（都在考虑哈佛职位）来到美国。

1938年，他到芝加哥的阿默尔理工学院（theArmourIeology）担任教授。

密斯和格罗皮乌斯渐渐与反纳粹德国移民建立起联系。

作为美国自由的象征，他们的事业在战后得到蓬勃发展。

“包豪斯先生”

（格罗皮乌斯）在1959年至1961年间帮助设计了美国驻雅典大使馆，并受邀参加了1961年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总统的就职典礼，由密斯设计的位于公园大道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sbuilding）很早就成了地标性建筑，但他们都曾努力与纳粹合作的情况却很少被提及。

最近的学术研究对这些进行了更为细致入微的描述。

寻求与纳粹合作的建筑师通常都展现出极大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融入任何体系。

密斯和格罗皮乌斯一样，自成体系，以现代主义风格为特点，这引起了纳粹党中反现代主义者的愤怒。

希特勒和其他人不会允许密斯或格罗皮乌斯重新塑造纳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