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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纳粹夺权（第3页）

国会纵火案引起的德国政治氛围的巨大变化，再加上对民主党政客的残酷骚扰，促成了纳粹选票的显著增加。

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1727.7万张选票（占43.9%），比1932年11月的选举结果增加了554万张选票。

选民投票率从80.6%上升到88.8%，增加了390万张选票。

在3月7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希特勒认为3月5日的投票结果是一场“革命”

。

鉴于他的政党在1932年的4次全国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37.3%的选票，甚至在7月31日至11月6日期间从37.3%下降到33.1%，他现在确实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了。

不过在3965.4万张选票中，有56%投给了非纳粹党，地区差异仍然很大。

例如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部分地区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纳粹党得票率远远超过50%，而在柏林、科隆和亚琛周围的天主教地区以及威斯特伐利亚部分地区，其得票率仅为33%。

在总共647名当选代表中，纳粹有288人（43.9%），共产党有81人（12.3%），社会民主党几乎保持不变，有120人（18.3%），天主教中央党及其较为保守的巴伐利亚分支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y）分别有74人（11.2%）和18人（2.7%）。

而早就被边缘化的自由党，总共才获得不到80万张选票。

选举明显使纳粹党的力量超越了其保守派盟友，后者拥有略高于300万张选票，占总数的8%，勉强维持之前的成绩。

因此相对而言，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重要性降低了。

充满生机、充满活力、能量四射的纳粹党似乎完全有理由宣称自己拥有未来。

到3月底，地方国家人民党领导人已经考虑与该党更成功的联盟伙伴合并。

这次选举带来了另一个明显的优势，由于共产党被取缔，其81名民选代表要么藏起来，要么被监禁，因此仅288名纳粹代表就构成了剩下的566名代表中的一半以上；加上52名德国国家代表，他们就占了60%。

“革命”

与暴力

在选举后的几个月里，第三帝国发现自己卷入了纳粹自称的“革命”

之中。

这个词很快就被朋友和敌人共同使用，从流亡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到新教领袖，再到约瑟夫·戈林本人。

那年的晚春，最初的“民族”

革命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

革命，最后变成了“日耳曼”

革命。

在实现全面夺权的道路上，一个关键的事件是接管那些尚未被纳粹党控制的各州（l?nder），即汉堡、不来梅、吕贝克、萨克森、巴登、黑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

在任何地方采取的都是基本相似的方法：纳粹普通士兵挑起混战让柏林有机会进行干预，并派遣一名“帝国委员”

（Reiissar）来恢复秩序。

一群魁梧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员已经准备好随时与任何妨碍他们的人开战。

暴力，尤其是在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期间到处泛滥的暴力，成了革命引擎的润滑油。

在一些更为重要的州政府，即巴伐利亚州、符腾堡州、黑森州、萨克森州和汉堡州都在扮演或看守着少数派政府，因而在自我捍卫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这为纳粹夺权提供了便利。

虽然冲锋队表面上保留了合法性，但许多冲锋队支队都是肆意妄为，却没有承受任何法律后果。

为控制日耳曼各州而进行的斗争，本来应该是那些有能力反击的反对派显示其英勇的时刻，但从已知的一些当地情况来看，似乎是普通士兵本来愿意抵制暴力入侵，但事实上，领导层极不喜欢对那些可能在兴登堡和德国人民面前反对合法行使政府权力的非法起义负责。

对左翼领导人来说，似乎不言自明的是，在发生起义的情况下，不仅帝国和州官僚机构，而且规模小而高效的德国陆军和包括兴登堡在内的保守党机构都会支持纳粹党。

因此，武装抵抗不仅不可能成功地打击在数量上更强大、组织更完善的纳粹组织，而且很可能因为反对一个表面上合法的国家政府，背上叛国罪（Hochverrat）的污名而引起公愤。

因为从所有的表象来看，这是一个追求合法过渡的国家政府，除了反对任何反对派的强大到让人畏惧的国家力量外，公众的情绪似乎也偏爱这位新主人，他生命的**（elanvital）似乎不容抵抗。

考虑到权力的配比，因此而谴责左翼和民主反对派的懦弱似乎是不公平的。

另一个防止武装反对派的强有力因素是普鲁士警察和纳粹组织在国会纵火案后先发制人，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