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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纳粹夺权（第2页）

尽管纳粹党头几个星期的步伐受到了限制，但削弱反对派力量的必要手段已经到位。

2月4日，公开会议通过了《保护德国人民法令》允许取缔报纸和解散“滥用或蔑视国家主要官员所属的部门、机构和机关”

的规定，助长了对新闻和集会自由的侵犯。

该法令甚至对“预防性拘留”

做出了规定，并为取缔倾向于批评新政府的措施和方法的报纸提供了便利。

尽管对报纸的禁令常常会在接到法院禁令后就被解除，但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即使是暂时的中止也可能导致其破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法令是由希特勒的前任起草的，他们曾希望由此更好地控制即将到来的内战。

自1932年7月20日帕彭政变以来，一直由第三帝国（theReich）管理的普鲁士曾经是魏玛民主的大本营，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和自由左翼德国民主党在整个共和国时期掌管政府，但现在成为纳粹主义大肆扩张的一个州。

赫尔曼·戈林首先担任内政部长，而后在4月2日之后担任州长。

自1871年以来，普鲁士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州。

虽然由于《凡尔赛条约》在西里西亚和上西里西亚的领土损失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但它仍然占德国领土的62.5%；而且根据1933年的人口普查，其人口占德国人口的61.2%。

2月7日，戈林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指示普鲁士警察与全国性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建立密切关系，对他们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大力反击左翼的行动，并恢复自由地使用火器。

5天后，戈林将5万名冲锋队员和钢盔队员纳入警察部队，作为“辅助警察”

，手枪和橡胶警棍配备齐全，这成为一个引领潮流的举措，德国其他各州快速仿效，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在1933年冬季和1934年春季为推进纳粹接管而采取的所有实际措施中，让冲锋队暴徒穿上警服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后来，在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之后，辅警部队1933年8月在普鲁士逐渐解散，而其在巴伐利亚的解散，则到1934年春才完成。

对普鲁士政府的清洗，特别是针对最高级别的州（provincial）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管理者的清洗，在帕彭担任总理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受害者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戈林继续将其他民主党的官员赶下台，仅在1933年2月，就有十几名普鲁士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被迫退休，由与新政府关系密切的专家接替。

这与1932年帕彭接管后的早期清洗一起，使得普鲁士的行政结构在面对3月和4月间纳粹采取的措施时，毫无招架之力。

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

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法令，是在1933年2月27日至28日晚上国会大厦发生火灾之后颁布的。

不管谁最终要对这场大火负责，它都为希特勒政府提供了一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可接受的借口，也提供了一个建立独裁政权的手段。

现在大众普遍认为是荷兰共产党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vanderLubbe）干的，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大家普遍认为是纳粹自己干的。

《国会纵火案裁决令》为镇压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确立“保护性拘留”

、集中营以及暂停基本公民权利和自由等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

从那时开始，信件可以被打开，电话交谈可以被监听，会议可以被解散，嫌疑人可以未经审讯就被拘留。

该法令可以对企图暗杀政府成员、在公共建筑纵火、煽动“严重骚乱”

和武装抵抗该法令的人处以死刑或长期监禁。

它还授权帝国政府接管那些未能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

的德国各州的权力。

没有任何指导方针规定如何实施该法律，第三帝国这一未得到承认的基本法在其整个存续期间一直有效，并赋予了当局在处理或捏造嫌疑人时想要的一切自由空间。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即将到来的政变企图，此时已经甚嚣尘上，因为二者已经被纳粹和保守党人煽动到狂热的极点，他们中的许多人真心相信他们不断唤起的共产主义幽灵真真切切地存在。

1933年2月28日上午，戈林告诉内阁，共产党人打算“组建恐怖小组，放火焚烧公共建筑，在公共厨房下毒……绑架内阁部长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妻子和孩子作为人质”

。

3月1日，副总理弗朗兹·冯·帕彭对慕尼黑大主教福哈伯主教（alFaulhaber）说，共产党革命者的意图是“消耗人民的体力，同时在100个地方放火，烧毁农田，毁坏铁轨，抓走上学路上官员的孩子，在罢工时把他们当作盾牌，在食物中下毒，私闯民宅，射杀门卫和服务员”

。

红衣大主教把这些写下来并信以为真。

因为这一切发生在选举前的五天，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真的带来了威胁，而纳粹这种看似有效的应对威胁的措施，极大地增强了公众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处理国家所面临问题的能力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