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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3页）

越来越多的钱被印刷出来用以支付他们待在家里的费用。

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早在1922年夏天就已经开始恶性通胀，加之之前1914年至1922年创纪录的“普通”

通胀，通货膨胀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

到1923年秋，基本食品的价格每天都上涨几次，11月5日每公斤黑面包的价格达到780亿马克，11月19日达到骇人的2330亿马克。

中产阶级的储蓄被冲洗一空，数百万家庭面临着贫困和饥饿，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前途风雨飘摇。

除了1923年11月在慕尼黑以失败告终的“啤酒馆政变”

（本章本节会有更多关于此内容的讲述）之外，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GustavStresemann）领导下的新帝国政府还面临着10月左翼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汉堡发动的起义。

因此，政府被迫动用紧急权力恢复国内秩序，并以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鲁尔危机。

在巴伐利亚，入侵鲁尔引起的愤怒与德国的其他地方程度相当。

根据《凡尔赛条约》关于协约国15年内可以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上驻扎军事力量的规定，作为巴伐利亚的一部分，普法尔茨（thePalatinate）从1920年起就有法国士兵在此驻扎。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巴伐利亚人和其他人一起抗议法国使用北非和西非军队来充实其占领军（按照当代德国的说法，这是“莱茵地面上的黑色耻辱”

）。

对鲁尔的入侵虽然只涉及欧洲军队，并不影响到巴伐利亚领土，但这被视为另一次挑衅。

然而有趣的是，希特勒运动针对德国的大多数其他民族主义团体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拒绝支持消极抵抗政策，反而呼吁首先进行反对柏林政府的全国起义，与法国的任何军事清算倒是排在其次。

这也让纳粹党与德国北部的各种极右翼团体产生了冲突，这些团体为了对抗法国的“帝国主义”

和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

而与共产党结成了奇怪的临时联盟。

他们中的恩斯特·祖·雷文特洛伯爵（stZuReventlow）甚至撰文参与了关于“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

主题的讨论，这些文章在鲁尔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发表在共产党的日报《红旗》（DieRoteFahne）上。

虽然这些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22年10月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的“进军罗马”

（Maran）成功的鼓舞，希特勒极端反共和的立场却赢得了那时正在德国南部争夺霸权的、更广泛的右翼领导人和军国主义团体的同情。

例如，通过参与上述战斗联盟，前战时陆军军需官上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dorff）表示，他愿意与纳粹和其他阴谋活动组织合作，为新的准军事部队提供培训。

这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

令他们厌恶的是，柏林的斯特雷斯曼政府似乎决心履行这些裁军条款。

更复杂的是目前巴伐利亚政治和军事当局（尤其是负责维护慕尼黑法律和秩序的“三巨头”

）采取的立场。

三巨头分别是巴伐利亚州州长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GustavRittervonKahr），巴伐利亚州警察局局长汉斯·里特·冯·西瑟（HansRittervonSeisser）和驻巴伐利亚德国国防军（theBavarianReichswehr）司令奥托·冯·洛索（OttovonLossow）。

他们的态度对任何政变企图能否成功实现都至关重要。

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共和制，但在政治上和国家社会主义有巨大分歧。

尤其是卡尔，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前任约翰尼斯·霍夫曼被罢免后，他在1920年至1921年期间担任巴伐利亚州长，与其说他是大德国民族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分裂主义者。

尽管如此，他在任职期间一直拒绝将右翼极端分子移交给柏林，并在1921年至1923年担任巴伐利亚区长期间继续阻止引渡请求。

1923年9月26日，作为巴伐利亚政府对柏林决定结束在鲁尔进行的斗争的初步回应，他被任命为握有紧急权力的国务委员。

此后，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下令将100多名外国出生的犹太人驱逐出巴伐利亚——这显然是对极右翼观点的让步。

在1923年11月8日至9日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卡尔和他的君主制伙伴西瑟和洛索动摇了，尽管起初他们仿佛是受到了胁迫，而同意了希特勒、鲁登道夫和战斗联盟共同策划的在慕尼黑发起“全国起义”

的阴谋，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在没有警察和德国国会支持的情况下，这场政变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他们只想游行穿越慕尼黑市中心、夺取对巴伐利亚战争部大楼的控制权并抓捕一些市议会议员作为人质，因此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鲁普雷希特（Rupprecht）和慕尼黑大主教红衣主教迈克尔·冯·福哈伯（MiFaulhaber）均拒绝批准该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