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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2页）

例如早期加入奥夫鲍集团和纳粹党的波罗的海裔日耳曼宣传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负责在慕尼黑媒体上宣传反犹的、沙皇时代的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希特勒对所谓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

威胁的新看法明显受到了其影响。

后来，他成为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Beobachter）的编辑，并一度被公认为纳粹党的“首席思想家”

。

富有的记者兼剧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Eckart）是希特勒最早的导师之一，曾在1920年12月帮助该党购买了《人民观察家报》。

他认为德国的民族“觉醒”

只会发生在反对他认为的“我们内部和周围的犹太唯物主义精神”

的斗争中。

历史学家德里克·黑斯廷斯（DerekHastings）说，除了埃卡特，早期的纳粹党也受到了其他各种天主教种族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并被批评者贴上了“基督教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教派”

的标签，呼吁对犹太人进行新的清洗运动。

这一情况直到1923年9月才有所改变，当时希特勒与坚决反天主教的德国战斗联盟（GermanybatLeague）结盟。

这是一个由“爱国”

退伍军人团体、新教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在纽伦堡的德国日（GermanyDay）组成的短命联盟，从此他疏远了最初的一些天主教同情者。

尽管天主教的宗教形式是否对早期纳粹思想形成有影响仍存在争议，但更广泛的共识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初在观念上非常褊狭，局限于南德，即使它在1920年至1921年成功地在巴伐利亚州边界以外建立了几个分支。

1920年8月，希特勒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德国中西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国家社会党派发起的会议。

所有这些党派赞同纳粹党纲领（“大德国区所有德国人联合起来”

和“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

[1]）的第一条和第三条。

作为一个在战前的林茨和维也纳长大的年轻人，希特勒非常钦佩奥地利泛德国思想家乔治·里特·冯·舍纳尔（GeRittervonSerer）——后者把对犹太人、捷克人、政治天主教和多民族的哈布斯堡政权的仇恨同等程度地加在一起。

现在，他试图使这些想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战后地缘政治环境。

至少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工作的重点是在地区范围内树立该党的形象，消除来自德国社会党等对立右翼集团的竞争。

1922年10月，希特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他和他的800名支持者参加了在巴伐利亚以北的科堡举行的“德国日”

，并与来自相邻的图林根州的左派反对者进行了斗争，这些左派反对者支持了当地工会抗议该镇上的军国主义者。

那天最后，希特勒与前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CarlEduard）以及他的追随者一起畅饮了一番。

卡尔·爱德华后来成为党内和党卫军中引人注目的官员，他是阿尔伯特亲王（Pri）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昔日的英国皇室成员（直到1919年被剥夺了头衔）。

他也曾是一名士兵，与各种反共准军事组织有联系，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埃哈特旅（Ehrhardtbrigade）和自由军团（FreikorpsEpp）。

大概同一时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功地说服了国家社会党纽伦堡分部的大部分人，包括反犹主义者、乌合之众的煽动者朱利叶斯·斯特雷彻（JuliusStreicher），让他们任其支配。

伊恩·克肖表示，此举成功地将该党的党员人数翻了一倍，达到了约2万人。

与当时在德国“国家”

层面存在的种族主义团体，比如泛德联盟（Pan-GermanyLeague）和人民防卫与反抗联盟（GermanVolkisdDefianceLeague）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很小，但足以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弗朗科尼亚以及更具天主教色彩的巴伐利亚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产生重大影响。

1923年危机

1923年期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人数剧增。

到1923年11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5万，但其核心支撑部分仍然主要集中在慕尼黑。

这一年初，因为此前德国拖欠了和平协议规定的应支付的赔款，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工业区。

入侵的军队打算没收制成品和原材料，以代替缺失的金马克存款、木材和煤炭货物。

柏林的帝国政府这时得到了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支持，于是宣布一项被动抵抗政策，但这种打算部分落空了。

在鲁尔的德国工人被指示进行罢工，而不是服从法国和比利时军事当局发布的交货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