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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 控制货币发行是关键（第2页）

但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传记里看到，他认为这种认识是把因果关系给颠倒过来了。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性不是因为它能够抵御政治压力，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长时间里几乎就没有受到过政治压力，所以才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注释2]。

由此可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不是它自己就能树立起来的，更主要的是需要方方面面去悉心呵护，放手让它去独立。

只有中央银行真正掌握货币发行权，通货膨胀才有可能被降到最低程度。

正如200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所说：“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情况也并不容易。”

意思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就设想通过超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了，只不过后来这种刺激力度过大了一些[注释3]。

例如，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是“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

，结果最终的增长率达到27.7%，整整超出10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中央银行自身调控技术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也有政策调控不到位的问题，还与中央银行操作独立性不够有关，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一直抱着用“积极”

的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惯有思维有关。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可能有独立性，因为这些官员是内阁成员；当然，如果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具有更大独立性，调控起来可能会好一些。

她认为，虽然过去我国超量发行的货币已经被新增资源如土地等商品市场化所吸纳，但她仍然不认为这种超高货币供给是“理所当然”

的、“合理”

的。

如果我国政府在“十二五”

期间的GDP年增长速度下调到7.5%到8%之间，与此同时把CPI年增长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到14%以下，这样才能应对货币流动性泛滥[注释4]。

增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究竟应该怎么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国情决定了我国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和银行资产构成是银行信贷，所以信贷波动是银行体系顺周期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

有鉴于此，今后我国要建立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把它作为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的工作重点[注释5]。

简单地说，这种逆周期信贷调控，就是要根据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的资本缓冲，来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

而这里的宏观审慎政策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资本要求、资本缓冲、流动性、杠杆率等概念，这样才不致于引起各种歧义。

[注释1]《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第86页。

[注释2]徐以升、李彬：《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第一要务》，2010年4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注释3]谈佳隆：《中国货币超发已高达43万亿，周其仁建议加快市场化改革》，2010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注释4]谈佳隆：《中国货币超发已高达43万亿，周其仁建议加快市场化改革》，2010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注释5]苗燕：《周小川：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将上升》，2010年10月22日上海证券报。

着手消化过去超发货币的流动性

一方面是要控制以后的货币超发，另一方面不能不考虑的是过去我国已经超发的这些货币怎么来进行消化？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令人头疼，却又是回避不了的。

根据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的观点，超量发行的货币必定会带来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所以要坚持“货币准则高于权威”

的防范原则。

说穿了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要像电脑计算一样，把美国的货币供给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率3%到4%的样子，严格执行，拒绝其他任何外来压力包括经济、政治压力，以免发生通货膨胀[注释1]。

对此，我国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这个方法在我国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