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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第3页）

因此，这类婚姻的失败在所难免。

而部队进城，城市女青年女学生对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好奇和景慕，为这次离婚浪潮的产生，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契机。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一提，当时政府部门也多少介入了第一次离婚浪潮。

据说，有些地方还发过公函，允许老干部在城里找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1997年，笔者在广州采访到一个姓罗的退休女士，66岁，解放初期的归侨学生。

1951年夏天的某个周末，单位通知她和其他一些未婚的女同志第二天上午到礼堂开会。

会上，书记的开场白直接明了：

“今天，我给大家做个红娘。

有一批老干部，为新中国的诞生赴汤蹈火，立下了汗马功劳，有的老同志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丢失了妻子，更多的老同志，他们的婚姻是封建包办的东西。

你们都是进步学生，想必能理解他们的苦处。

经过周全的考察，现在，组织上给你们分配一下。

你们同意吗？”

大多数人举手，服从“组织分配”

。

接下来，主席台上念了一串名字，一女一男，先女后男，倒也体现了对女同志的尊重。

下午在妇联办公室相互见面，罗女士的对象比她大27岁，姓赵，祖籍山东，南下而来，家里有一个大他3岁的小脚女人。

女大三，抱金砖。

但老伴一直没有生育能力。

老赵哪能不急？找到罗女士，格外珍惜。

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小脚女人也同他们一起生活，既当大姐又当保姆。

全家和睦，相安无事。

第一次离婚浪潮延续的时间不算太长，大约从1950年至1958年“反右”

。

其特点是：离婚大多由男性提出，女性十分被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无论与丈夫有无感情，大多不愿意离异。

即使被迫无奈甚至糊里糊涂地离了，她们也很少再婚，固守“从一而终”

的古训。

第一次离婚浪潮还包括社会大动**大变革时期对其它阶层婚姻的冲击，比如，敌对阵营部分家庭的分崩离析、“三妻四妾”

封建婚姻模式的解体，等等，声势其实不弱，只不过淹没在当时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有人因此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

。

与第一次离婚浪潮不同，“文革”

中的第二次离婚浪潮前期，离婚大多是由女性提出，男性接受，双方都别无选择，是强权政治导致了心灵的扭曲，是一种在变态社会的政治压力下畸形的离婚现象。

众所周知，当时的境况，一个被打成政治异类的人的妻子，极难逃避和承受各方面的压力，甚至是来自亲友的压力，有人发疯，有人自杀。

“界线论”

甚嚣尘上，为了自身的生存，更主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命运，离婚也就成了政治漩涡中人的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

丈夫动员恩爱的妻子与自己离异这一现象之普遍，大概可算是人类离婚史上的一大奇观。

稍加考察，也不难发现，尽管当时的离婚案大多数是迫于政治**威而不得不离，但不应排除少数妻子落井下石、寻找新的依靠的这样一种事实；还有一部分确实死亡了的婚姻，政治运动恰好提供了最有效的解脱的借口。

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及回城，带来的离婚现象，是第二次离婚浪潮后期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