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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第2页）

第二种婚姻形式是对偶婚制，也就是说，某一对男女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关系时期，但并非法律的规定或约束，其稳定情况和形态类似现在的未婚同居。

第三种婚姻形式，即一夫一妻制。

它来源和归功于私有制的产生。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剩余的一点生活资料仅能由部落酋长据为己有，而这些新生的“富有”

阶级不愿让其终生聚敛的财富让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野种继承，因而提出法律上的一夫一妻制的要求。

一夫一妻制跟对偶婚制的不同，就在于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这种关系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

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离弃他的妻子，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休妻；破坏夫妻忠诚则只是丈夫的权利。

《拿破仑法典》就明确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

如果妻子不忠，则要受到比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男女明显不平等的一夫一妻制，连单身汉叔本华也在《**的形而上学》中为之辩护：

“如果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和不同的女人**，一年中可制造百来个子女；但是，不管女人有多少情夫面首，一年间也仅能生育一个孩子（双胞胎例外），所以，男人经常需求别的女人，而女人只有老老实实地守着丈夫……所以，正确的贞操观念，在男人来说是人为的克制，女人则是自然的。

不论就客观的结果，或主观的反自然现象来说，女人之通奸比之男人，更难以宽恕。”

叔本华的言论自然让现代女性不屑一顾，历史事实更令她们愤愤不平。

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波伏娃因此呐喊道：

“人不是生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这句话一度成为当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

所谓“男人气”

、“女人样”

，是一种以男性为本位的文化造成人为的扭曲分化。

进入20世纪的一夫一妻制，变化最大的在于女性的觉醒和崛起。

但任何事物的进步，都将以损害其它某一事物为代价，婚姻家庭此前的相对稳定性大为下降，便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欧美国家，离婚率急剧增长，结婚率不断下降；伴随结婚率不断下降而来的，又是同居的快速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比男性更迷恋这一生活方式，她们认为这种结合比婚姻更平等，而约束少；家庭结构出现多元化，私生子家庭、单亲家庭比比皆是。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婚姻也正受到严峻的挑战，在我们中国，随着离婚率的迅速上涨，单亲家庭也不断增加，不过，由于再婚率明显高于欧美国家，因此单亲家庭的比率远低于发达地区；至于私生子家庭，则比较少见，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很难接受此种家庭模式。

尽管中国的婚姻家庭观念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多数人仍然希望有一个和睦美满的三口或四口之家，但循序渐进的变化显而易见：单身一族、试婚、试离婚、合同婚姻、“七减五”

家庭、反抗传统生育观的“丁克”

家庭，等等，已成为时代的一道新的风景。

在许多大城市，人们见了面不是问吃了没有，而是问离了没有，其中不无调侃的意味，却也真实地反映了一种较普遍的心态。

人们对婚姻的自信心不断降低，甚至有的人还没有结婚时，就想到了离婚。

你只能说：“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

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就经历了三次离婚浪潮的冲刷，且一次比一次迅猛。

第一次离婚浪潮发生在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大背景下，一批进城的干部纷纷跟农村的结发妻子离婚。

同一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种情况是，曾经相濡以沫的夫妻，但丈夫进城后感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认为土生土长的原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男人的成功靠女人的陪衬，男人的门面靠女人的装点，遂与妻子离婚。

这里还包括，有的人革命成功了居功自矜，又受到城市残留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蛊惑，再加之摆脱不了小农偏安意识、循环意识的影响，认为现在理所当然该轮到自己享福了，于是抛弃农村的妻子，另觅新欢。

另一种情况是，农村来的妻子确实适应不了城市新的生活，继续呆在丈夫身边，彼此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沉重负担甚至是折磨，结果只好选择分手。

当然，更多的人其离婚原因错综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影响相互交织。

由于丈夫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与妻子长期分居，夫妻之间的感情自然日益淡薄隔膜，况且有许多夫妻原本就毫无感情可言，他们之所以结合，要么是战争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要么是由父母的包办所致，是童养媳、换亲、指腹为婚等婚姻陋俗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