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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为何结束（第7页）

一九七四年以后的“批林批孔”

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力不从心，到处受到阳奉阴违的抵制，巳经预示了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

一旦时机到来，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以天安门四五运动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实践牌，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化的巨大道德威权和政治攻势。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

比如逮捕“四人帮”

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是利用“下级服从上级”

的集权原则——华国锋是当时最高领导，全党全军全茵都得服从。

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依据“少数服从多数”

民主原则——“凡是派”

当时尽管掌握了党、政、军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但不得不尊重全会多数人的意志，向务实改革派交出实权。

这一套“民主集中制”

，是一种时而集权时而民主的弹性做法，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时甚至是非制度的应急运动。

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的难局，但并没有阻止过“文革”

灾难的发生，最终还出现了强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

因此，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如果要承担一个人口大国全面振兴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制度改造和制度创新的巨大难题。

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

对“文革”

的简单化叙事几乎积重难返。

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

式作品洗脑以后，说起中国的“文革”

，只能倒抽一冷气，摇头瞪服地惊叹“不可理喻”

。

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性“文革”

叙事的失败。

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

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说得可以理喻。

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

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做自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

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

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

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怀疑和终结的。

今天，“文革”

已经结束三十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