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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为何结束（第6页）

在另一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政”

者而言，其绝太多数保留干籍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这在大批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但不一定被他们愿意记忆。

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的“往事”

，此时的厄运当然巳经够苦了，但还是使“下放”

不太像单纯的惩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

者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巴结乃至嫉’妒。

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流，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层的短期教育。

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五七道路”

的可能。

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同样令人目瞪口呆。

但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

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

者受到拥护“文革”

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

“下放”

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的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

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

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

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的表达，也大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和社会视野一。

即便这种视野也有个人情绪滤镜下的某种变形，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做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所表述的那样。

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在继续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学精英一旦把“下放”

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释放完毕，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顶多再回望一下门第和权位，比如对“最后的贵族”

一类话题津津乐道，比如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做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

显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

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锁链的结果，只是要让社会中、下阶层落人拜金主义的囚笼，民众对革命乃至“文革”

的怀念冲动会不会如期到来？

执政当局在“文革”

中低估了民众的不满，更低估了精英们在表面服从后面的不满，以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下放”

运动加速了自己的失败。

当精英从民众那里一批批归来，当他们的名字开始陆续重现于报刊和会议，“文革”

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出炉成剑，已经形成了体制内的力量优势，而且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重要岗位。

此时新思潮已经人场，新中有旧。

旧营垒巳经复位，旧中有新。

各种社会条件出现了复杂的重组，貌似强大的“文革”

已成残破的蛹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