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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陌生人（第8页）

六

当年很多烈士正被众多后人在茶余饭后讪笑，而死者中的他似乎更有可笑的理由。

他是一个有钱人，因为新派儿子的影响，因为尖锐社会危机的触动，他决意向自己所属的阶级挑战。

他把自己的好马、烟土、田地以及所有家产拿出来分配给穷人，捐赠给革命军队，成为了自己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他得到的回报竟是一些造反农民把他当做劣绅，当做革命的对象，给了他一颗子弹。

在那个混乱年代，这类事故没法完全避免。

不明不白的死，使他成了人们的一个禁忌，连亲人都不愿多谈这件事，而历史更有理由把他忽略。

但他在遗言中还嘱咐儿子继续站在穷人一边，并且在我的想像中远望河流和山峰，远望秋日里枯黄色草坡，流下了一滴清泪。

枪声响了，很快就淹没在漫长的寂静之中。

他一头栽入土坑的时候，他所热爱着的人们终究没来帮上他多少忙，没有为他树碑、立传、追封或者给予特别的思念，因此他这一段故事完全成了个人私事，是完全个人性的选择。

他是一个果断消灭自己既得利益的富翁，是一个决然背弃了另一个自我的自我，完全违反了某些常理。

就像老人能够理解青年目无祖制的激进，国学家能够欣赏西学家鸣鼓而攻的智慧，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同情另一个行业的艰辛，一个民族的人能够欢呼另一个民族的幸福，他完全摆脱了人在利益格局中的惯性和定势，成了一个带血的异数。

他的生和死，证明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自由是对制约的超越，特别是对利益制约的超越，是生物进化过程中髙级群类的神圣标志。

我经常想起电视片《动物世界》中令人惊心的一幕：一只幼豹闯入了野牛群，咬住了其中的一只，数以千计的野牛居然带着它们的利角一哄而散纷纷逃窜，其中当然有那垂死生命的父母和兄弟。

它们不明白把牛角集中起来足以驱杀入侵者，也压根儿没打算这么去做。

在这种下贱的逃亡面前，我不能不向遍体血痕却仍然狂奔救子的犬类致敬，不能不向断手残足却仍然舍身护家猛扑敌阵的蜂群和蚁群致敬，不能不向刚刚倒在枪声中的那个人致敬——他是人，属于进化高端的群居智能生物。

当他所告别的财富和他所撞上的枪口都只准他那样，而他偏偏可以这样；当身边的一切关系和理解都驱使他那样，而他偏偏可以这样；在这一刻，生命体的低级法则瓦解了，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也黯然失色了——谁还能阻挡这样的个人？谁能阻挡他的自由？

我遥遥地打量这个无名的前辈，打量我在乡下得来的这一段故事，也许得感谢人类社会在造就庸常的同时，也造就了奇迹，在危机的时刻照亮长夜，使我们不安和惊悸。

我们知道他不是天外来客，只是一个普通人，仍然受到种种社会制约——不过是在社会需要大义的时候，需要英雄的时候，需要忘我者来慨然救赎的时候。

这种时候是人类理想的复活节。

和很多人一样，他的个人化精神高蹈，不过是整体利益所需的一种社会自救行动，与自私一样同属自然现象生物学家们说，有利他行为的生命物种更能承受危机，更有强势发展的可能。

生物学家们还说，一个生命系统通常具有自我修复机能，比如人体在生理失衡之时，会出现白血球的突然增生，直到它的数目达到健康所必需的标准——那么众多烈士莫非就是人类这一生命体所需的白血球？

对于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

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大局转危为安常常需要局部牺牲。

这是一种残酷。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残酷，如果社会自我修复机能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消失，到了那时候，人类这个盘踞于地球或聚或散或伸或缩或闹或静并且已经向太空伸出了触须的庞大生命体，就只有无可避免地崩塌和腐烂。

正因为这一点，面对当年的一声枪响，我决不会参加茶余饭后的哄笑。

我平庸岁月里的耳膜在久久寻找那一声枪响的余音。

1998年4月

（最初发表于1998年《天涯》，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