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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陌生人（第3页）

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

供职于电厂的人可能盼望电力涨价，供职于铁路行业的人可能对高电价愤愤不已，这也是生活中的寻常。

屁股指挥脑袋，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虽然这种描述曾被机械运用，虽然这种逻辑在阶级之外也适用于行业、民族、性别等其他领域，然而作为或然性社会规律之一，其合理内核大概不应被我们盲视。

当法国学者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在很多人看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了对知识中立性、客观性、普适性的怀疑，复了人们对利益的敏锐嗅觉。

我们无须承认利益决定一切，但如果嗅不出各种学术和知识的人间烟火味，就不免失之天真。

很多人的立场变化，就是这样发生的。

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如官僚的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不愿热衷的东西（如流氓的玩世），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如进城农民工的土气或者归国学子的洋气），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自由独立的抉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变局对我做出的一次临时性抛掷？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恒定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也决非意守丹田'时体内的一片澄明。

我们像一些棋盘上的祺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但我们常常在一些临时性拋掷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自己的本原和终极。

三

很久以来，我困惑于无法了解自己和他人。

热情而浪漫的八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一旦发现自己投身的改革不是明星速成班，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聪明地掉头而去。

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信条，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人性在无神无圣的时代加速器里裂变。

于是刚在广场上缠布条喊口号的民主青年，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取特权批文，以便自己赚一笔大钱。

他知道口号和利润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诗人？，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失眠。

这次误会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做电工吆喝了一声，居然不知道他是堂皇诗人，理应加以膜拜。

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伺候百倍。

当“精神”

需要伺候，当“民主”

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一个个新派人物刚刚“人道”

过，“启蒙”

过，“存在主义”

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

——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彻底、更直露、更迅速。

每一次社会动**之潮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性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暗夜里闪光。

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者。

这种政见易改而本性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人面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轻易许诺和轻易欢呼的原因。

与此相反，一切急功近利者更愿意谈制度和主义，更注重观点和立场，包括用“阶级”

“民族”

“宗教”

“文化认同”

一类大标签，在人群中进行分门别类。

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是中共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教授，他们给历史人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左派，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

在这样的历史文本里，人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

的向题，纯属无谓小节，几乎就像一个人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

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