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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第2页）

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常常为此把自己逼人险恶，逼人一辈子的困顿，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

他们的作品无论被后人如何评价和取舍，都适宜用人来命名：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雨果主义，甘地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而在更早以前，曾经主导人类精神的各大宗教，其圣经差不多就是史传，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迹记录，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读本。

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以人来命名主义才渐渐显得有些罕见了，渐渐为人们不大习惯了。

人与文的关系，似乎不再是简单而鲜明的主从关系（或者从主关系），源流关系（或者流源关系），体用关系（或者用体关系）。

随着技术潮流的层层覆盖和层层渗透，人的面目在隐退和模糊，已经无关紧要。

文过其人，文远其人，文悖其人，这一类现象日益普遍。

文化似乎告别了个体手工的时代，遗留着手温并且印刻着工匠独特标记的成品日渐稀有。

工业式批量产出的文化很难呈现出个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过于操作化和消费化的词句、论点、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无华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属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客:诸如“后结构”

或“后现代”

。

人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作或消费一百个主义，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睁大眼睛也很难看清这些主义后面的人。

这是一个悄悄的变化。

四

变化最早出现在建筑和摄影——这些工作必须依靠机器，也需要很多钱，最容易步步沦为工业资本的器官和部门，改变文化的个体手工性质。

不难理解，人就是在这些领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踪。

美国的沃霍尔，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同时用五十张彩色和黑白的梦露头像拼贴新作，用汤罐头和肥皂盒装配新作。

他发现原作的意义已不存在，原作就是复制，可以批量生产，于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

我要像机器一样作画。”

这句话说得很聪明，本身倒不像是复制，不像是机器人的拟音——他何须急匆匆地自愧为人？

五

安迪·沃霍尔处在一个机器无往不胜的年代。

工业不断造出新的文化设备，大学便是其中之一。

从表面上看，大学越来越像工厂。

教师不过是技工，教室不过是车间和流水线，毕业生则需要面向市场的广告和推销。

大学不再秉持旧时代那种“全人”

或“通才”

的神话，只是以工业为蓝本，实行越来越细密的分工，把学生训练成适销对路的专业技术。

它越来越被人们视作一个有效的投资项目，被纳入利润的核算和规划，学会对市场拉捭扯扯表示亲近。

大学发育了强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学科就范，却不能像对待理科那样，给文科提供足够的实验手段。

于是，人文分离的可能性大大超乎从前。

一般来说，一个现代人是这样走进文科的：从小学读到大学，可能还读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整整读去一个人的半辈子。

他或者她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只是没法将其一一身体力行，吃了梨子以后再来说梨子的滋味」一这种原始而理想的认识模式，似乎带有过多的农业文明意味，在当今的资讯时代已显得迂阔。

他需要吞下的课程太多，课余时间只够勉强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观光旅游，要他亲历更多的实际人事无疑是苛求。

他们当然可以像毕加索或高更那样，去寻找非洲或少数民族，去文明的边缘发掘人的原真和丰富，问题是，这种觉悟和勇气，越来越被视为老派、累人、不讨好的愚行，实行起来也不无困难。

因此，除了特别的例外，大学意味着文化日渐远离原型，只有一大堆间接的、复制的、再生的、缺乏经验亲证的知识。

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忧虑文科大学要不要办，要怎么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