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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其良知（第1页）

“循其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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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认为，如果说“致良知”

，就不必言动静感寂。

然体得这一主旨的修证派却并不这么看。

南野说：“良知上用功，则动静自一。

若动静上用功，则见良知二字为二，不能合一矣。”

（《欧阳南野文集》卷1，《答问五条》）

南野甚至认为，求静于动中亦未免二分动静，因为良知是常静常动的，因而不必特意在动中求静（参见同上书卷1，《答周陆田》）。

所以他说：“故学贵循其良知，而动静两忘，然后为得。”

（同上书卷1，《答周陆田》）

东廓也基于同样的立场，指出了以感寂为事的弊端，认为：“倚于寂，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倚于感，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

（《东廓邹先生文集》卷2，《双江聂氏寿言》）同时他还认为，良知的立场，只在于能超越感寂动静而得真静（安定）。

在他看来，《易》的“寂然不动”

就是此静之源。

于是，他对把感通说作此静之达，分动静体用为二，而以归寂为宗的双江之说进行了非难，认为此说失却了真正的归寂之旨（参见同上书卷3下，《致远堂记》）。

南野和东廓之所以都遵从这种浑一的心体之良知，而排斥分隔动静感寂的立场，是因为他们担心，若求寂于感之前，便成了画蛇添足；若求寂于感之中，便成了骑驴觅驴；这就会像张横渠所说的“累于外物”

那样，出现爱憎取舍、辗转相寻的现象（参见《欧阳南野文集》卷4，《答王新甫》；同书卷1，《答陈盘溪》三）。

因此，修证派或者以宋以来的求静说为非，而强调“去欲（无欲）”

的重要性（参见同上书卷5，《答聂双江》；《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钱绪山会语》），或者以陈白沙的主静说及受其影响的归寂说为异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根据阳明“致良知”

说的立场，因为动静是浑一的，所以即使说“存养”

，那也不是静处工夫，而必定是动静无间的工夫。

因此，南野反对以“存养”

为主静的宋儒之说。

总之，按照阳明“致良知”

说的立场，就必以心为浑一，而否定把心分为动静、内外、体用二节的做法。

所以东廓说：“心不离意，知不离物。

而今却分知为内，物为外，知为寂，物为感，故动静有二时，体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体。

是以有事为点检，而良知却藏伏病痛，有超脱事为而自谓良知莹彻，均之为害道。”

（《东廓邹先生文集》卷7，《冲玄录》）。

至于未发和已发，修证派也根据“致良知”

说的立场而做了如下解释：所谓“心之未发”

，并不像归寂派所说的那样，在未感之前有一境界。

如果以为有且以用工夫于未感之前为未发之动，那就会养成枯寂之病，以至认虚景为实得，拟知见为真性，结果不免会导致临事而揣摩义袭。

这就是修证派为什么要指责以未发已发为时之动静、境之寂感的双江之说，并以未发为性、已发为心，认为不该离开已发之心而求未发之性的缘由（参见《欧阳南野文集》卷5，《答聂双江》；《东廓邹先生文集》卷2，《双江聂氏寿言》；《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钱绪山论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