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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第21页）

就是为了去除外物的**遮蔽，并不是通过格物给原本没有任何灵能的良知附着一个判断善与恶的灵能。

即便良知稍稍受到了外物的**遮蔽，但它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就犹如是在黑暗中发出的一束光明，通过这束光明可以判断出善与恶，如果仔细对这束光明进行培养扩大的话，那实现“心即理”

与“知行合一”

也就不难了。

在当今这纷乱晦暗的道德界，也真的需要这样一束光明，以帮助我们去判清善与恶。

如果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后天形成的话，那回答上面的疑问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王阳明的学说是直觉性的，所以上面的疑问也就称不上难题了。

如上文所述，良知放出的光明成就了“心即理”

与“知行合一”

，“心即理”

与“知行合一”

又逐渐促成了“致良知”

，而“致良知”

又促进了良知的进一步扩展。

其实在朱熹的学说中，也有类似“心即理”

“知行合一”

与“致良知”

这样的关系，但由于朱熹秉承的是心外有理，即万事万物都有其理的思想，所以他坚持的不是“知行合一”

，而是先知后行，与其相对应的就是人心之灵就是知，并且知会随着不断地积累最终实现豁然贯通。

说实话，如果朱熹不坚持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他的整个学说就很难成立了。

据此，我们也不难推测得出王阳明提出“心即理”

“知行合一”

与“致良知”

的真意，其实就是为了应对朱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