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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1页）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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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在设备面前感到陌生，就像皮兰德娄所描绘的那样，与一个人在家里面对镜子里的身影而感到陌生，其实是一样的。

然而现在，镜里的形象可以与人分离，变成可输送的。

往哪里输送？输送到观众面前。

[45]电影表演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电影表演者知道，当站在设备面前的时候，他最终还是会跟观众打交道：观众是买家，他们形成了市场。

他可不只是带着他的劳动力走进这个市场，他还带上了皮肤和头发，带上了心和腰。

这个市场对他来说，在他为了这个市场进行特定演出的时候基本上都不是可触及的，不像某家工厂制作出来的某款用品那样是可触及的。

这种情形难道不是会让他感到烦闷，形成新的焦虑，从而就像皮兰德娄所说的那样，让表演者在设备面前感到困扰吗？对于气场的萎缩，电影给出的方案是在摄制棚外面，人为地造出“personality”

（按：英语，名人）。

电影资本所推出的明星崇拜，保存了名人那种早就在他们的商品特点的腐烂魅力里体现出来的魅力。

只要是电影资本在定调子，如今的电影普遍而言就不可能取得别的什么革命成就，除了有助于对流传下来的诸多艺术观念做出一种革命性的批判。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如今的电影在一些特殊的情形里。

除此以外，还有助于对社会关系、对私有制做出一种革命性的批判。

但当今所做探索的重点，又或者西欧电影生产的重点，还不在这方面。

[10a]

说到电影的技巧，其实和体育的技巧一样，面对那些对这种技巧进行展览的表现，任何一个人都算得上是半个专业人士。

听听骑自行车的报童们凑在一起交流自行车赛的比赛结果，就能理解这里所说的事情。

报纸出品人不会平白无故就组织一场报童们的骑车比赛。

参加者们兴致很高，因为要是在这种比赛里胜出，就有机会从报童变成自行车手。

比如电影周报，让每一个人都有了机会，从路人变成电影里的群众演员。

有时候甚至还能看到自己出现在一部艺术作品里——首先就能想到维尔托夫的《关于列宁的三支歌》（按：WertoffsDreiLiederumLenin，指维尔托夫纪录片《关于列宁的三支歌》，1934年上映，维尔托夫，DzigaVertov，1896—1954，苏联导演）、伊文思的《博里纳日的悲惨》[按：IvensBe，即JorisIvens，1898—1989，荷兰导演。

他与比利时作家、导演斯托克（按：HenriStorck，1907—1999）合作的纪录片《博里纳日的悲惨》（MisèreauBe）于1933年上映]。

[10b]如今每个人都能怀揣着一个心愿，愿意被拍成电影。

这个心愿将如今写作领域的历史境遇特别清楚地呈现出来了。

数百年来写作领域的情况一直是这样的，写东西的总是一小部分人，读东西的人则成千上万。

至上个世纪末，终于有了变化。

媒体急速发展，新的报刊不断问世，可供阅读的报刊有政治类的、宗教类的、科学类的，有行业性的，还有本地新闻，也就有了越来越多读东西的人——起先还只是一些个别情况——加入写东西的人的行列里。

开始的时候是一些日报开办“读者来信”

栏目，现在也还能看到，如此一来，几乎没有一个有工作的欧洲人找不到机会发表东西，讲一讲工作经验，讲一讲辛苦，或者写一篇报道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作者与大众之间的区别就失去了那种根本性的特点。

区别变成了一种功能性的区别，不过是因具体情形的不同而是这样或者是另外一个样子。

读东西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一个写东西的人。

只要熟悉情况，那么，不论在高度专业化的劳动过程中做得是好是坏——甚至哪怕只是熟悉一个微不足道的事物，都有资格成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