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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诸家年谱的董理（第2页）

于仲鱼辑《六艺论》，鸿森教授考证云：

按：郑玄《六艺论》，王谟、臧庸、洪颐煊、袁钧、严可均、孔广林、马国翰、黄奭诸家亦各有辑本。

臧本虽托云其高祖臧琳辑、臧庸补，然其书嘉庆六年冬始付刻，固远在先生书出之后矣。

袁氏辑本其《序》虽以先生所辑未能尽善，“一书两引者未能归一，又多拦入引书者语，总论与六经之论往往杂出，失于比次，盖创始者难为功也”

。

袁本即据先生书重为校定，后出转精，理固宜然也。

[3]

于陈仲鱼纂《郑康成纪年》，鸿森教授则更有大段考证文字：

按：此书或称“郑君年谱”

。

清代之纂郑玄年谱者，别有王鸣盛（见《蛾术编》卷五十八）、孙星衍（《高密遗书》本）、沈可培（《昭代丛书》本）、丁晏（《颐志斋丛书》本）、郑珍（见《郑学录》卷二）诸家。

另洪颐煊有《郑玄别传注》、胡培翚撰《郑君传考证》、胡元仪有《郑君事绩考》。

而先生此编导其先路者。

钱大昕《序》云：“经术莫盛于汉，北海郑君，兼通六艺，集诸家之大成，删裁繁芜，刊改漏失，俾百世穷经之士有所折中，厥功伟矣。

而后人未有谱其年者，庸非缺事乎。

海宁陈君仲鱼始据本传，参以群书，排次事实，系以年月，粲然有条，咸可征信，洵有功于先哲者矣。”

（《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郑康成年谱序》）袁钧纂《郑氏遗书》，即取先生是编以附诸后（羊复礼《简庄文钞跋》谓此书已佚亡，误）；阮元亦采先生所考者，以补孙谱刊行之。

盖其创始之功终不可没也。

[4]

钱大昕为乾嘉间学术大家，博赡通贯，举世无双，尤以精研史学而共推一代大师。

乾隆末、嘉庆初，竹汀先生以古稀之年而为毕秋帆审订《续资治通鉴》。

此举既系钱先生晚年之一重要学术活动，亦因兹事牵涉一时学术公案，故而纂辑竹汀先生年谱，于此尤当着意。

关于审订《续资治通鉴》事，竹汀先生曾孙庆曾续编《竹汀居士年谱》，系于“嘉庆二年、七十岁”

条。

据云：

是年，为两湖制军毕公沅校刊《续资治通鉴》。

自温公编辑《通鉴》后，宋元两朝，虽有薛氏、王氏之续，而记载疏漏，月日颠倒，又略于辽金之事。

近世徐氏重修，虽优于两家，所引书籍，犹病漏略。

自四库馆开，海内进献之书，与天府储藏奇秘图籍，《永乐大典》所载事涉宋元者，前人都未寓目，毕公悉钞得之，以为此书参考之助。

先经邵学士晋涵、严侍读长明、孙观察星衍、洪编修亮吉及族祖十兰先生佐毕公分纂成书。

阅数年，又属公覆勘，增补考异。

未蒇事而毕公卒，以其本归公子。

[5]

竹汀先生为毕秋帆审订《续资治通鉴》，事情脉络并不复杂。

然而身为重要当事人的章学诚，既于最初代沅致书钱大昕，嘱为审订，称“邵与桐校订颇勤”

[6]；邵晋涵去世，章氏撰《邵与桐别传》，又指毕书初刻非晋涵校，“乃宾客初订之本”

[7]。

枝节横生，真相紊乱，遂演为一学术公案。

陈鸿森教授撰《钱大昕年谱别记》，别具只眼，于此作了精心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