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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州紫阳书院（第1页）

三、苏州紫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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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之中，苏州紫阳书院名士云集，独领**，洵称系四方观瞻之学术重镇。

回顾苏州紫阳书院之创立，考察其学术好尚之演变，或可从中看到古学复兴潮流的形成，乃历史之大势所趋，有其不可逆转之内在逻辑。

在中国书院史上，清初顺治、康熙二朝，迄于雍正初的八九十年间，是书院教育由衰而复盛的一个转变时期。

入清之初，在经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之后，出于巩固新政权统治的需要，为了防止知识界异己力量的聚集，清廷一度限制甚至禁绝各地书院的活动。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结束，社会秩序逐渐平稳，于是恢复和兴办书院提上地方文化建设的日程。

作为地方官学的补充，宋代书院初起，为一时学者自由讲学之所在，乃是与官办学校并存的私学。

元代以后，书院虽仍多属民办私学，但已经愈益受到官府节制。

这种书院官学化的趋势，在明代大为发展。

嘉隆以还，南北蜂起的书院，即多属官办性质。

清初书院，亦复如此。

苏州紫阳书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于康熙后期登上历史舞台的。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一个世代相沿的好传统。

宋明以降，从孔、孟到周、程、张、朱的“道统”

说风行，崇儒重道便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

入清以后，在确立崇儒重道文化格局的过程中，清廷面临究竟是尊崇朱子学还是阳明学的严峻选择。

圣祖亲政，尤其是三藩乱平、国家统一之后，这样的抉择愈益不可回避。

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清廷以“御纂”

的名义，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并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纂修事宜。

五十一年（1712年）正月，圣祖诏告朝野：“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

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

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1]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由此，清廷以对朱子及其学说的尊崇，基本确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为响应清廷的上述重大文化决策，倡导朱子学说，端正士习，振兴学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一月，江苏巡抚张伯行在苏州府学东建紫阳书院。

翌年三月，书院落成，张伯行撰文昭示书院宗旨，据称：“学者之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当以紫阳为宗，而俗学异学，有不得而参焉者矣。

不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爰建紫阳书院。”

[2]这就是说，苏州紫阳书院创建之初，秉承宋明遗风，是一个以朱子学为宗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的所在。

然而不过短短十年过去，雍正元年（1723年），江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紫阳书院，其后书院的教学内容，已然发生变化。

据《鄂文端公年谱》记：“每会课于紫阳书院之春风亭，与贤卿名士互相唱和，时集数十百人。

而四方从游，公余少暇，辄与论经史，谈经济，多前贤所未发。

学者无不倾心动魄，恨闻道之晚。

公乃分为古今文集，俱题曰《南邦黎献》。”

[3]足见先前紫阳书院讲求的身心性命之学，迄于雍正初，已经渐为诗文唱和、论经史、谈经济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