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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评说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第1页）

世事评说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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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知识就是力量”

，这是人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西哲名言；但是，作为知识有生命的载体的知识分子，却不一定都有足够的力量。

而且知识分子生活得还太累，因为他们不自量力，像耶稣背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也背起一个沉重的包袱——历史使命感。

这种“力不胜任”

之苦，中国知识分子吃得最多。

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以文化的传承者自居，而且还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

两千多年以前，孔子最看好的传人之一曾子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负重而任远，当然太累，这是由于他们一定要以仁为己任，一定要在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

路上走到生命的尽头。

在古代的经典作家中，孟子堪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典型。

因此，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以及由于这种使命感而遭遇的困苦，讲得最为透彻。

《孟子·万章》中有一段话：“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

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非予觉之，而谁也？”

这种“舍我其谁”

的气概当然令人钦佩，但既然要把自己放在非同凡人的“天民之先觉者”

的特殊地位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像耶稣那样受苦受难。

所以《孟子·告子下》又有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常受磨难，是由于他们被夹在道统与君统之间，常常面临着严峻的两难抉择。

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当然希望生逢有道明君与太平盛世，君统与道统相符合，给他们提供施展“内圣外王”

之学的足够空间。

但现实往往不尽如此，君统与道统相悖时有发生。

“君有道则仕，君无道则隐”

，未尝不是聪明的办法。

但或则由于君统的网罗严密而无从逃遁，或则由于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偏偏要抱持道统与君统对抗，其结局之惨烈可想而知。

不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应该看做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这样高度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乃是民族的脊梁。

正是由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我们的民族与国家才得以繁衍与兴盛，并且在19世纪中叶以后历经劫难而并未丧失自己的生命活力。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更加深重，历史使命感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压力也更为深重。

孙中山说过：“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

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而不可得。

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措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讲话》）这段话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时间紧迫感。

但是，这些新式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已经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不再为天道与君命承担责任，转而为国家与民族承担责任，因而便无须在道统与君统的夹缝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