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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高陶事件（第1页）

如何理解“高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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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常有这样的巧合，人们往往称之为缘分，可遇而不可求。

20世纪80年代，长期旅居美国的“世纪老人”

刘廷芳先生，曾于1986年2月12日在《中报》发表《记两广“六一事变”

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的经过》一文，随即引起海内外文史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应。

1987年2月号《传记文学》（台北）全文转载，并同时发表唐德刚教授的长篇评论《“西安事变”

、“六一事变”

五十周年——兼谈刘廷芳〈说服蒋介石先生的一段内幕〉》。

1990年秋，我应普林斯顿大学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联合邀请去美国从事研究与教学。

刘老爱才若渴，与我结为忘年之交，常常利用假日邀至其新泽西优雅宅院长谈至深夜，纵论民国旧事，历历如数家珍。

刘老颇愿“以一位历史过来人的身份，以白头老翁说民国旧事的心情，为历史留见证”

。

为了实现他的良好愿望，我也写了一篇《与世纪同龄，与时代俱进——〈记两广“六一事变”

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一文读后》，并且连同德刚、苏叔阳等名家鸿文，与刘老自己的回忆录合编为《近代史秘》一书在纽约刊行问世。

自1979年以来，德刚对我常以“大学长”

身份给以关照。

予生也晚，这当然是无可也无须争辩的事实。

唐氏文如其人，气象恢宏，酣畅淋漓，高论迭出，妙语连珠，我曾戏称为颇有淮军将帅气象。

2000年夏，《“高陶事件”

始末》作者陶恒生向德刚索序，次年4月他写成读后感《抗战期中“高陶事件”

的一家之言》应之，竟然又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鸿文。

宝刀未老，豪气犹在，令我欣慰不已。

不料近日湖北人民出版社为此书在祖国大陆再版又要我作序，使我颇感为难。

因已有何兹全与唐德刚两位大手笔作序在前，岂敢率尔操觚或致续貂之讥？何先生是我师长一辈的资深学者，又是陶希圣先生的及门弟子与忠诚“亲兵”

，对陶的学问、言行、心曲知之最深，而且又是当时这段历史公案的核心圈外的重要见证人，可说是最理想的序言作者。

德刚则以民国史大家，以其生花妙笔纵横论析，序言本身就是一篇上乘史评。

但是此书毕竟是有关“高陶事件”

迄今最为详尽的实录，对于研究这一重大复杂历史问题极具参考价值，读后也不免有所感且有所思，愿与学界诸先进共同讨论。

记得汪精卫潜逃叛国以及“高陶事件”

发生时，我正在四川江津乡下国立九中读初三，尚属懵懵懂懂的孟浪少年，而唐大学长则已从国立八中高中毕业，并且常以堂堂中大学子身份光临沙坪坝草棚茶馆纵谈时局国事。

不过由于江津离重庆很近，九中每星期一早晨于同声朗诵“总理遗嘱”

之余多半有时事报告；加以语文史地老师也常在课堂上论析抗战形势，所以吾辈乡间少年对汪精卫叛国的切齿痛愤，以及其后惊喜于“高陶”

的迷途知返，亦大致与众多国人之心情相近。

当然，由于年龄的差异，作为大学历史系高才生的德刚“始终不得其解”

的那些重要问题，我却想也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