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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2页）

。

他赞同林·亨特教授的许多看法，但不同意她孤立地对待法国的民族政治文化，把它同社会经济基础割裂开来的倾向。

他在分析法国革命的激烈性和彻底性时，牢牢抓住革命资产阶级与群众结成联盟这条主线，同时强调以精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亚文化与革命群众亚文化之间的区别与对立。

但是作者也反对把一切历史现象都同经济生活直接挂钩，也不拟用阶级划分来说明全部政治行为，因为他认识到在历史表象和“终极原因”

之间存在着无数“中介因素”

，同时在驱使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无数动力中，不仅有各阶级的经济利益，还有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思想、感情、心理因素。

例如，法国革命为什么比早在150年前爆发的英国革命更激烈、更彻底？除了社会、经济、思想条件更成熟这一根本原因外，法国革命者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传统彻底决裂”

的信念。

这种决裂感一度支配着革命群众去砸烂旧制度的一切。

随着革命的开展，国内外反动势力总是处处企图抵抗和反扑，于是社会上滋生一种无与伦比的紧张气氛，人们终日在这种气氛中生活，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危机意识，把敌对势力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阴谋”

，因而产生一种“阴谋忧患”

，群众轻信任何谣言。

这样，决裂感、危机意识、阴谋忧患与谣言轻信症结合在一起，推动着法国革命群众一步一步地向最激烈的方向前进。

这样的分析岂不比一般地谈论“革命的上升阶段”

更生动、更具体、更有说服力吗？

与此同时，法国革命也需要正面的象征物来鼓舞自己：三色徽、小红帽、自由树、玛丽安娜、赫居利斯等都有其特殊功能。

人们以更换人名、地名来表示对革命的支持，连语言、日历和服装也革命化了。

为了法国的再生，需要培养与旧社会迥异的“新人”

——对革命者的崇拜代替了旧的偶像崇拜。

“联盟节”

成为象征革命群众团结的最盛大的节日。

这些都是我国史学界忽略的重要侧面，高毅则在本书中加以充分阐述。

为了建立新的政体，在革命者中间展开了一系列政治辩论，涉及重权轻法与重法轻权之争，公意高于王权与王权高于公意之争，一院制与两院制之争，强制委托制与代议制之争，代议制与直接民主制之争，等等。

但是争来争去，一直到拿破仑三世1870年在色当投降，才最后摆脱君主制，这只能说明法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彻底决裂信念的不现实性。

如果仅用法国小农经济的普遍性来直接解释这种政治保守现象，不顾政治文化的作用，恐怕是又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诸如此类的革命政治文化的特点还有不少。

例如，雅各宾专政强调政治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反党派性（显然不是不要党派，而是不要别人的党派），并且以此为借口来消灭政敌。

细读此书，自会发现更多真知灼见。

我顺便提醒初学者，这不是一本易读的书，决非浏览一下就能抓住要点；而一旦进入“角色”

，你会获得双倍的收益。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指出：法国革命留下了丰富的政治文化传统，并创造了一种“内战式的政治风格”

，它在革命后近百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文化的某种表现对我们而言也并不陌生。

高毅的劳动果实不仅有益于世界史工作者，也有助于中国史研究的另辟蹊径。

祝愿高毅在历史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张芝联

1991年4月于北大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