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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1页）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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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把历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十年改革开放给历史科学带来了新生。

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从1977年起我得以重操旧业，讲授西方史学史，评介西方史学流派，招收研究生；同时邀请外国知名历史学家来校讲学，选拔优秀中青年学者到国外进修。

本书作者就是“**”

后第一批考入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的高材生。

他于1977—1981年读完本科，1981—1984年作为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是对丹东的研究，接着又在我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

正如高毅在《后记》中所述，他有幸在选择论文题目时，先后受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米歇尔·伏维尔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史教授林·亨特女士讲课的启发。

这两位学者代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新学派，前者从社会史转向心态史的研究，后者着重民族政治文化的考察。

从1985年到1987年，高毅有机会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又受到该校历史学教授、原籍波兰的布罗尼斯洛·巴茨柯的影响。

回国后他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在答辩中博得专家们的好评。

两年前，高毅曾考虑要把这篇博士论文修改出版。

最近他把书稿拿给我看，要求我在书前写几句话。

我惊异地发现，这是一部崭新的著作，远远超出了论文原来的范围，面目焕然一新，在论点和论据上更加充实和成熟，更有说服力，堪称为近年来外国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喜可贺！

我国历史学界经过“**”

后的“拨乱反正”

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认识到必须运用新方法，掌握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

一时出现“方法论”

热，各国各派的史学方法先后被引进，不少都冠以“新”

字——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遗憾的是，介绍多，评论少；宣扬多，应用少；即使有个别人尝试用某种“新方法”

来重新说明历史，也往往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除了难度大之外，其中还带有几分政治风险，使尝试者望而却步。

高毅此书也是一种大胆尝试，在我看来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尝试。

它的主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被成百上千位中外历史学家重复阐述过的老题目，特别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法国和世界各地又出版了数百种新著。

一个中国历史工作者，怎样才能用自己的观点分析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而不落窠臼？不仅做到不落窠臼，而且开辟研究和思考的新径呢？

我们过去在法国革命史学中，常常满足于说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群众的先锋推动作用，革命领导者的更替和革命的阶段性，雅各宾专政的必要性、彻底性、局限性及其失败的必然性，等等。

这些论述都是对的，但是总感到有所不足，或者说有点一般化、简单化。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没有抓住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即法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第二，没有分层次地对各种革命现象与行为进行剖析，区别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并揭示它们的分合规律；第三，没有把影响革命进展的各种因素，特别是那些中介因素，全都挖掘出来，从而更细致、具体地说明革命成败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高毅此书之所以成功，可能正是由于他注意到我们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而努力加以改进。

他善于借鉴国外史学方法与成果，把年鉴史学、心态史学、政治文化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引进历史研究，从而强化了我们的阐释武器，加深了对历史现象的认识。

年鉴史学引导我们注意在历史长河中起长期作用的那些结构因素；心态史学着重考察群众意识与无意识的作用；政治文化史学强调民族的政治传统、习惯、观念、行为、象征物对群众特别是革命运动的影响。

读者在此书中自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史学流派方法的反映和痕迹。

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更没有片刻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

他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始终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必然历史进程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