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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个体人格与道德良知（第1页）

第二节个体人格与道德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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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晚年思考政治与道德问题时，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是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

这一点是所有研究者公认的。

但是研究者一般注意阿伦特对康德的判断力思想的阐发，而忽视了她如何过渡到判断力思想。

实际上，在艾希曼审判事件之后，阿伦特研究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并且对道德良知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这一步对阿伦特思想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她试图回应现代道德哲学中的问题，甚至努力在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中寻求出路。

在《独裁制下的个体责任》（1964）中，阿伦特讨论了个人在邪恶的政治体制下如何做出道德判断。

她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身边大多数人都对此问题有偏见，我怎么才能辨别是非？在判断时我是谁（whoamItojudge）？第二，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评判那些我们不在场的事件？[15]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道德判断的基础是什么。

阿伦特坚持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具有独立人格。

人之所以能够做出判断，是因为具有理性（自由意志），能够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这种独立人格的基础是什么？个体人格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由康德的道德哲学所奠定。

阿伦特考察了康德“道德必须从自身来理解”

的观点。

这种看法把道德与法律截然分开，承认道德本身的自足。

康德制定了完全清除一切经验的道德哲学，用先验的绝对律令作为道德的基础。

人只要服从自己内心的道德法则，完全可以不顾法律和他的同胞。

阿伦特批评了康德实践理性的无情，因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有各种感情世界。

他还需要服从自己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服从内心的理性。

康德把所有与人的偏好（in）相符的行为看成恶，而自由意志永远不可能是邪恶的。

康德关于善恶的判断是形式主义的理性，不分具体场景，不考虑后果。

[16]

阿伦特批评康德道德哲学的主体性和形式主义，这肯定是正确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道德如何从公共空间中脱离，成为完全私人的事情。

道德与伦理的意义在近代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到西塞罗，伦理式道德是政治的一部分。

希腊和罗马的所有德性都被定义为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德性。

古典政治中的问题不是某个人是否善，而是他的行动是否对于他所居住的世界是好的，其考虑的中心是世界，而不是自我。

伦理内化成为内在道德，与基督教的传统有关。

基督教使人们关注的重心从世界转向灵魂的救赎。

在基督教时代，不需要有道德哲学。

对神的信仰构成人们判断善恶的绝对法则。

康德所面临的问题是功利主义道德的兴起。

这种道德承认人的自私自利的合理，每个人的自利能够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实现“先验的和谐”

。

康德否定在自利的基础上能够建立道德。

受卢梭的影响，他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绝对在先的自由意志上。

为了避免卢梭公意和众意中的矛盾，康德将基督教中的绝对律令的先验性赋予人的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