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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政治行动与公共空间（第4页）

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阐释，正是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城邦（polis）入手。

她对城邦（polis）出神入化的阐释，使人们对政治的概念耳目一新，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现代政治概念的狭隘。

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阐释围绕三点：第一，以亚里士多德“多”

的传统反对柏拉图的“一”

的传统。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柏拉图理念论进行了批判，认为城邦的本质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使将城邦划一，则意味着城邦的消亡。

[6]由此，阿伦特得出人的存在只能是复数性与多样性的存在。

第二，通过亚里士多德“实践-技艺”

的区分，阐释什么是真正的政治行动。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在阿伦特这里体现为对现代技艺政治传统的批判。

政治实践的问题成为政治哲学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

第三，通过阐释亚里士多德的“明智”

（phronesis），重新探讨政治判断力的教化问题。

这是阿伦特晚年对政治行动思考的深化，由此她对思考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等根本问题提出了更有洞见的阐释。

哈贝马斯正是受到阿伦特区分实践-技艺的影响，在批判阿伦特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也深受阿伦特公共空间的启发，引起西方社会对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激烈争论。

以波考克和斯金纳为代表的当代共和主义，以巴伯（BenjaminBaber）和沃林（SWolin）为代表的政治参与思想，西方社会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共同体主义，如麦金泰尔、泰勒、桑德尔用共同体抵制自由主义的个体本位，都受到阿伦特复兴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的深刻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政治是对现代政治中规范的政治理论的批判。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德沃金的权利理论、都是寻求普遍主义的规范作为政治的基础。

当今的规范理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

他们严格划分事实与应当、事实与规范、规范与价值等概念。

韦伯的价值中立理论、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都是受到这种方法的影响。

[7]规范的政治理论根本上没有离开形而上学的方法。

然而，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政治理论来看，没有客观中立的知识，政治必须要做出价值判断，价值相对主义会导向虚无主义。

实践政治反对在政治本身外添加普遍主义的基础，实践政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的判断与行动，而不是用外在的标准衡量行动的价值。

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阐释并非学院化的学术研究，而是对其创造性的转化。

她在强调实践的知识的同时，却对亚里士多德所继承的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进行抵制，诸如沉思的生活高于政治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等。

因此，阿伦特的行动思想应该放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政治复兴的背景下来理解。

它回应的是现代政治实践的危机，并通过对自由和交往的重新理解，赋予政治以不同于现代政治传统的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