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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122（第3页）

这些看法不仅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涉及一切哲学。

例如，我们把德国古典哲学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这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要说康德的先验论为消灭封建关系的必要性作了论证，那就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改造的需要在康德的认识论中无疑得到了反映。

换句话说，在康德的学说中有些内容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关系。

对这些内容估计不足，说明根本不懂康德哲学在认识史上的意义。

康德依据哲学在以往的发展，从理论上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先于别人意识到辩证法问题。

当然了，不能把这些都归结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容。

还不仅如此，康德的学说中还包含着毫无疑问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思想。

还有一个例子。

照赫尔岑的经典定义，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革命（自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数学。

但是要向庸俗社会学让步，说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它的原理和认识论意义，全都具有它在当时发挥的那种意识形态功能，那是不能允许的。

这样一来，哲学与艺术一样（看来还包括宗教），不是意识形态，但必然地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功能绝不是次要的因素，相反，它是哲学创造的强有力的思想激励动机。

甚至被近代哲学的奠基者们坚决地与经院哲学对立起来的追求真理的**，毫无疑问也饱受资产阶级革命发起者们的意识形态鼓舞。

就像不能低估哲学学说的认识意义一样，贬低意识形态以及思想和社会取向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也是不能允许的。

列宁反对波格丹诺夫把认识解释为意识形态过程和由此出发去定义真理概念，他说：“如果真理只是思想形式，那就是说，不会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了，因为除了人类的思想以外，我们和波格丹诺夫都不知道别的什么思想。”

[124]列宁给“只是”

二字加上引号，是要借此指出，这样或那样的真理有可能执行某种意识形态功能（这取决于它的内容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但这并不提供理由可以把真理归结为意识形态现象。

我在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加以区分的同时，又不赞成把它们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

应该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哲学，就是专门的科学，在具备一定的条件的时候也会执行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

我以通常人们认为是无限远离一切意识形态冲突的科学的数学为例，说说这个问题。

В.斯杰克洛夫在描述数学研究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的作用时写道，数学“不但突破了被教堂的权威神圣化并以教条的铁钳扼杀人的智慧的神学妄想的阵地，而且渗入到神学体系心脏，一下接一下地给它以不停顿的打击，把它的那些在几个世纪里一直以那样神奇的稳固性耸立在那里的基础打得粉碎”

[125]。

哥白尼的地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起到了巨大的意识形态作用。

这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我提到它们只是为了强调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强调自然科学的那些主要的具有基本世界观意义的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

在对与我们的题目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作了考察之后，我想谈谈两个在我看来最具影响力的20世纪的哲学学说——新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

新实证主义与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流派不同，可以说，在我国比较走运。

还在20世纪50年代末，然后是在60年代，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人物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弗兰克、赖欣巴赫等人的著作就以俄语出版了。

首先由И.С.纳尔斯基、В.С.什维廖夫这样的著名研究家提出的对新实证主义的批判，不同于以往普遍流行的对一切现代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谩骂，是严肃而又说理的。

纳尔斯基在总结自己对新实证主义的分析时公正地强调：“新实证主义提出的科学逻辑以及整个认识论的问题是有教益的和重要的，他们的不成功与失败，其中的教训也是有教益的。

新实证主义把理论家们的注意力引向语言的哲学功能以及它在认识和人的实践中的巨大作用，它不自觉地致力于提高对那种想要成为哲学思维的思维的准确性与确定性的要求，率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意义的’意义、符号的哲学功能、20世纪现代科学的形式逻辑结构，等等。”

[126]

В.Ф.阿斯穆斯、И.С.纳尔斯基、В.С.什维廖夫、В.С.斯焦宾以及许多其他研究者很好地指出了罗素、维特根斯坦、塔尔斯基、卡尔纳普、赖欣巴赫、卢卡谢维奇等这样一些新实证主义者在数理逻辑发展中的杰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