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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苗诺夫等（第2页）

这种尽人皆知的局面实际上是斯大林开始一个人替所有人思考和讲话时形成的，而其他人主要就是听他讲和为他讲的东西作注释。

从这一时期起，注释之风开始盛行，教条式的引经据典占了上风，息事宁人的态度加重了。

总之，对哲学材料进行专断解释的做法占了优势。

第三个方面是哲学看风使舵的性质增强了。

生活中随时都会涌现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变化，它们要求哲学给予公正的说明。

然而，对这些变化人们却常常是按照“上边”

的解释加以阐述的。

一种“先宣布后解释”

的机制开始起作用。

上边的权威人士先讲原则性的意见，学者们立刻开始从“学术上”

加以解释。

学术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为之作注释，进行解释，并为此而搜寻相应的事实，这样就使许多原则性的看法变得并不完全脱离现实生活了。

但是，这些问题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在现实生活中应有的辩证法和复杂性，而成了“被迫”

适应原则性意见的一种形式。

我看，不少所谓的哲学“新作”

往往就是这么出笼的。

第四个方面是哲学阐述上的某种规范主义、应付差事和教条主义性质不断增强，这对哲学现状产生了严重影响。

人们不是不偏不倚地和有根有据地研究现实生活本身及其中发生的变化，而是越来越经常地为官方关于现实生活的立场单纯地作注释。

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科学中所讲的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官方讲过的东西。

因此在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中经常讲的是社会应当怎样，就是不谈社会中发生的复杂的矛盾过程，仿佛现实的社会生活根本不存在似的。

即是说，人们得出的是一种想当然的、一厢情愿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现实生活面貌。

似乎是下述原则在起作用，即实存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口头上的东西。

因此在哲学中，首先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阐述那些好像注定会起作用的规律。

从一个规律又引出另一个规律，从一个范畴引出另一个范畴。

结果在历史中、在真实的实践中，好像没有人，也没有活动一样。

B.Ж.凯列和M.A.科瓦尔宗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这样，哲学发展观失掉了自身的本质，即失掉了人民的创造，失掉了社会和历史主体的变化。

正在变成宿命论的这种规范主义，我看是哲学认识和实践的某种割裂造成的结果。

人们常常忘记必须使用两种认识方法：从具体向抽象转化，即从经验向对某些问题的概括转化，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即把这些个别概括和个别抽象，综合为统一的、完整的和综合性的理论。

人们不这样做，而是常常使转化单纯地从一些抽象变成另一些抽象，这就使认识过程失掉了实践依据和实践检验，其结果是使观念有了经院哲学的性质。

这就使哲学思维的教条主义愈演愈烈。

今天教条主义正在遭受批判，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和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教条主义是创造性哲学的主要敌人。

再有就是第五个方面，即最后一个方面。

这就是，由于所有这些在哲学中不断得到加强的“转变”

和变化的结果，哲学开始具有庸俗化和好为人师的性质。

哲学已不再是（像它理应所是的那样）认识现实、认识一切现象和过程的科学的、辩证的武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表面上严整有序，但却是形式化的体系，这个由某些刻板公式构成的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大众意识，并被受命充当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受官方赞许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基本上是由这些复杂情况造就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