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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六书二史与官修前代正史传统的开创（第3页）

中央集权国家，极重视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

唐朝在唐太宗时期，首先搞了《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统一了经学。

在史学领域中也提出了“正史”

的概念，官修“正史”

，也就是要统一历史观念、历史认识。

史书中第一个敏感问题是所谓“正统”

问题，魏晋南北朝时，私人修史成风，常常不免拘于成见，“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

，隋、唐王朝要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统一“正统”

观念就非常必要。

隋文帝命魏澹等改修《魏书》，目的之一是要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

[34]，为西魏、北周争得正统，就等于摆正了隋朝的地位。

令狐德棻建议修“六代史”

时也说到：“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古今？”

[35]这不仅把修前代史与继统问题联系在一起，还点出另一层深意，即史书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像周史、隋史，关乎李唐先人的形象问题，自然该由官方定议，不能任人私议。

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还提出史书具有“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

的作用[36]，私人修史，褒贬出于私意，自然不符合统一价值观念的要求。

隋朝开皇十三年下令禁止私修国史和臧否人物，主要着意于当代史的编修，唐朝官修前代“正史”

，则把前朝历史的评价权也控制在朝廷手里，这是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意识形态统一的反映。

第三，文化复兴的需要。

隋唐政治一统，经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也自然要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就提出：“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

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

[37]唐太宗时期，“大阐文教”

是其基本政策之一。

贞观二年（628年），任命魏征为秘书监，整理国家图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

[38]。

贞观四年（630年）又组织学者们整理“五经”

。

显然，整理前代史料，官修“正史”

，是当时文化复兴工作中最为紧迫的大事。

二、“六书”

的特点与价值

所谓“六书”

，即指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新修《晋书》。

关于“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