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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六书二史与官修前代正史传统的开创（第2页）

[31]，即协调诸史的内容和体例。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

修成。

“五代史”

只有纪传，没有志，不能称为全史。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又下诏令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修《五代史志》，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五代史志》30卷修成，由长孙无忌领衔奏上，编入《隋书》。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鉴于晋史“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令“依修五代史故事”

，设立修史所，“铨次旧闻，裁成义类”

，重修《晋书》。

这次修撰工作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掌其事”

，由来济、陆元仕、刘知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刘允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分工撰录”

，最后由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四人“总其类”

，“详其条例，量加考正”

。

[32]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修成奏上。

唐朝政府如此重视前代“正史”

的编修，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第一，政治稳定的需要。

开皇九年（589年），隋军突破长江天险，消灭了陈王朝，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大分裂局面结束了。

但如何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新考验。

隋朝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失败的，二世而亡。

唐王朝统一全国后，尤其着意探讨长治久安的政治方略，而总结前代得失、借鉴历史经验，是形成新的统治政策的最主要的思想源泉。

唐高祖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就明确提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

，“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为的是“握图御宇，长世字人”

。

[33]唐太宗更是常讲“以古为镜，可以明得失”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

可见，修前代“正史”

，在唐初，首先是一种政治需要。

唐太宗让魏征“总加撰定”

五代史，并主编《隋书》，魏征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对隋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极为深刻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政治见解，魏征也就成了贞观统治集团中最富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一员，而贞观君臣能主动地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也是王朝政治成熟的一个标志。

第二，意识形态统一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