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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禁锢色彩淡薄的妇女观（第5页）

在今广西有金银矿产的地方，妇女下河淘金是重要的副业劳动。

妇女间接经商的也逐渐增多。

商人妻协助经商是自然平常的事，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独立经营各类店铺的女子，如《河东记》中的汴州板桥店主三娘子；《集异记》中经营旗亭酒肆的贾人妻；《剧谈录》中以纫针为业的长安母女等，均属就地行商之人。

大历年间，有位人称俞大娘的大商船主，手下“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

[91]。

这是罕见的女性大商人。

在四川夔州一带，女子外出卖柴背盐养家，男子则操持家务。

各乡镇更为普遍的是妇女不定期地出售自己生产的手工业品或农副产品，这些规模不一的商业活动，活跃了城乡商品经济。

唐代文化发达，其中，妇女文化生活生动活泼和高水平发展，唐代妇女文化生活的一大特色是全社会妇女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在男权社会里，女子无权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甚至在科举至上、办学兴旺的唐朝也很难例外，传统的女子教育方法主要是家庭教育，并且多限于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

唐代女子教育的杰出之处，在于教育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

文人学士家庭最普遍的方式是家长亲自执教，这种人家往往视儿女教育同样重要，从幼时起以诗赋经史文章启蒙，杂以琴棋书画，培养女子的文才和情操，如太宗宠妃徐惠自幼随父读书，“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遍涉经史，手不释卷”

[92]。

文士宋廷芬有五女一儿，同时施教，五女皆聪慧过人，“年未及笄，皆能属文”

，后来都以才学闻名于世，唯独儿子愚不可教，一生碌碌无为。

[93]

在一些孤儿寡母之家，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劳动能力的母亲，则担负起教育儿女的责任。

如元稹8岁丧父，家贫无力延师，由母亲授书成学。

又如元暧兄弟死后，子侄共7人，由林氏训导，并举进士。

更多的官宦人家和普通民户往往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学生中除主人家女儿外，常有附读的同族女子，亦有作为伴读和书童身份而就学的婢女，所请之师，有男性文人，也有女中才子，当时民间女子受教育的范围相当广泛。

按唐律规定，官员犯罪，妻女没官，或入宫中，或入教坊，但都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如在襁褓中入宫的上官婉儿，14岁时因文学才能脱颖而出。

教坊是要求学习诗文、书画、音乐、经史等课程的。

唐代妓女、女冠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

前代的妓女绝少在文学上有成绩者，唐代“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至诗礼大家，多沦北里”

[94]。

这样出现了一批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妓女，像薛涛、徐月英、薛仙姬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又唐代道教盛行，时人并不以女子出家为耻，女冠中有许多是受过教育的，产生了以李冶、鱼玄机为代表的一批女冠文人。

唐代女子教育的普及程度决定了女子文学的普遍性，以至于大诗人白居易要请街道老妇听诗改诗；王昌龄、王之涣、高适要听歌妓唱诗来定优劣。

这样，唐代妇女在文学上不乏才能出众者：据《宣和书谱》和《玉台书史》所记，唐代善画而有姓名可查的女子达36人；据《唐诗纪事》、《全唐文》和新、旧《唐书》所载，有文集传世的女子达19人；据《全唐诗》记载，有事迹可考的女诗人达120人。

当时有些女子还在文坛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上官婉儿“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

数赐宴赋诗，君臣赛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

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

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

[95]。

又薛涛文采艳丽，格调清雅，名震西南，与元稹、白居易等二十余位当朝名士结为文友，留下了五百多首诗篇，成都浣花溪旁的薛涛旧址，自唐以来，即成为文人瞻仰之地，历代修葺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