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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禁锢色彩淡薄的妇女观（第4页）

；同时也说明部分有才能的婢妾已不再是供主人役使从事简单劳动的奴仆，而在纷乱复杂的政局中有机会表达政见，甚至自作主张，代主人行事，成为主人的助手和政治工具。

此外，唐代农民起义军中，妇女也很活跃，如高宗时，睦州女子陈硕真聚众数万起兵，自称“文佳皇帝”

；懿宗时，浙东裘甫起义军中也有一支女军以作战勇猛闻名。

唐代妇女在政治上活跃的同时，在经济上也获得了很高的利益。

这首先表现在公主的封户增多，经济实力的增强。

唐初公主实封300户，中宗以后猛增，“太平、长宁、安乐三公主，置铺如亲王”

。

仅太平公主一人就实封万户，“田园遍于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供送，相属于路”

。

以至太平公主败后，“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俟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

[89]。

其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诸王及大臣。

玄宗时曾削减公主封户，意在倡节俭，但很快又因咸宜公主下嫁而加各公主封户。

从唐代法律上看，妇女有财产继承权。

在唐以前的财产继承法只承认嫡庶儿子的继承权，女儿除在出嫁时从父兄处得到一笔嫁妆外，与娘家再无经济联系，更无权继承娘家财产。

在婆家也只能依丈夫或儿子的名分继承财产，一旦夫死无子，则终身无靠。

唐代的家庭经济仍然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家长制经济，但唐代在女子财产继承权方面有了比前代多一些的权利，主要是未嫁女子有权分得嫁妆财产；在父死无兄弟的情况下，有权继承全部财产（出嫁女亦同样），寡妻无子可独立分得家产，等等，这些权利由朝廷立法规定，而不仅仅是由社会习惯约束的。

由于法律给予妇女一定的财产继承权，因此，出现了一些女子为保卫合法权益而抗争的事：大臣周曾无子，死后，其封户按旧俗应由族中子侄承袭，但周曾女不服，与族兄争袭封，结果，德宗亲自处理，让周曾女与族兄各继承周曾封户的一半。

又名臣马遂父子两代置财致富，死后被族中豪强侵夺资产，马遂孙媳“讼析产”

，争回了自己应得的部分。

[90]而且，当时一些被丈夫遗弃的妇女，很多也公开诉官，要求分给财产。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唐代均田制，除寡妻妾、尼、女冠外，其余女子不再分田，有人认为这是唐代妇女经济地位的倒退，其实不然。

因为北魏均田，是把男女同作为分田和征收租赋的对象。

北齐始，取消了女子的永业田，征收租税也改为一夫一妇为单位了。

唐代均田令简化条文手续，不再以大多数妇女为均田征赋的对象，而改为以户主和男丁为计算单位，这说明，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男女劳动力的分配越来越细，男子在农业劳动中的主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同时，随着宗法关系的削弱和封建婚姻关系的逐渐完善，以一夫一妻为主体的小家庭经济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和稳定性。

在封建社会初期，农业生产尚需投入大量的劳动，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尚处粗糙阶段。

唐代则大不一样，由于手工业技艺日益精巧，人们对手工业产品的质与量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乡家庭手工业由封闭式产销转向市场开放式生产，因而需要一批劳动力长期固定地从事手工业生产，这当然主要是妇女劳动力。

所以说，唐代均田形式变化的客观依据，是当时社会生产中家庭经济结构生产的稳定局面，以男子户主为均田单位，作用在于强调家庭的经济地位，简化均田手续条文。

由于唐代商业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国内外交通贸易渠道的扩增，给妇女的经济生活也带来了新鲜色彩和活力。

家庭手工业是妇女的主要经济活动，最为普遍的是各家各户种植桑麻养蚕纺织，除满足生产者家庭成员的需要外，还常将小批量的产品投入市场。

在城镇，一些手工业生产的“专业户”

，则采用全家男女老幼分工合作的方式经营特色产品。

宫廷中还设有专门机构组织男女工匠从事宫廷消费用品的生产，连宫女们也常常接到为军队缝制战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