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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相对松动的等级观（第3页）

在这种情况下，等级观念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除上述情况外，唐代工商业者的活跃和庶族地主实力的增强，也对等级观念形成有力的冲击。

隋唐全国统一，结束了分裂动乱的政治局面，这为封建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工商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他们要求政治权力的意愿日益强烈。

就唐而言，商贾入仕的主要手段和途径有以下一些：

首先，商贾利用资财名正言顺地谋取官职或得到政府赏赐的品位。

唐太宗时，安州富商彭通献布五千段供辽东军费，被赐为文散官宣义郎（从七品下）名号；高宗时彭志筠愿献绢布五千段助军，即特授奉议郎（从六品下），并布告天下。

到中唐以后，唐朝廷为求得商贾资财，以佐国家财政之急，不惜量钱给官。

至德年间，朝廷还曾干脆公然告谕商贾：“如能据所有资产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予终身优复。”

[14]此外，商贾们还通过担任捉钱令史，作为“入官门户”

，大量涌入官僚阶层。

其次，商贾们用钱行贿买官爵，在唐前期已达到了很盛行的地步，如中宗时，李峤在奏疏中说到当时社会上的“黠商大贾”

，大多“重贿贵近，补府若吏”

[15]，以此来逃避赋役。

景龙年间，“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败而践高位”

[16]。

这样，商贾凭借雄厚的财力为后盾，用重金贿赂显宦达官，求得官职品位，大量渗入官僚集团，占据了很高的政治地位。

此后，由于朝政的日益腐败，商贾行贿买官之风，更为炽盛。

尤其中唐以后，宦官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竟公求贿赂，肆无忌惮，长安大小商贩均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籍，身不宿卫，以钱代行，享受给赐，而在市肆，从事贩鬻。

又安史之乱后，骄藩势强，商贾们也纷纷用钱通过藩镇来取得官位，所谓“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

[17]。

再次，商贾们还通过科举参与政权。

科举虽然限制工贾杂类参加考试，但并不十分严格，特别是中晚唐更为放松一些，因此，唐代商贾子弟中有很多以科举为目标而勤奋学习的人，他们以优厚的经济条件，修文学儒，交结科场文士，朝廷显贵，利用门生座主等关系进而登第，参与政权，如肃代之际，“商贾贱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

[18]。

可见商贾势力已经渗透到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各个部门。

“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止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唐代商贾及其子弟的进入仕途，大大削弱了士族高门仕宦的世袭性和牢固性，加快了门阀士族制度走向彻底崩溃的速度，猛烈地冲击了魏晋以来封建的身份等级和门阀观念。

再就唐代具体史实而言，门第等级观念也有所松动。

唐高祖李渊就颇以高门自居，他曾对裴寂说：“我家陇西旧族，世姻娅帝室，一呼唱义，不三月而有天下，公复华胄，职宦光显，非刘季亭长，萧曹刀笔吏可比也，我与公无愧焉。”

[19]但这只是李渊思想的一个方面，李渊并不是时时以高门临人的，而且在处理具体事务上，等级观念较为淡薄，如他在太原起兵后，巡汾河南进长安途中，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者，并从本色勋授。”

[20]从李渊起兵的“马三宝出厮养之徒，处将军之位”

。

出身微贱的孙伏伽多次上书李渊均被采纳，颇受赞赏。

[21]唐太宗也是有门第之见的，一次，庶族出身的张玄素，因唐太宗追问身世，被羞得“出阁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

。

但事后，唐太宗深有所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