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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第1页）

第二节　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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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昌盛的隋唐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与它汇聚了来自四方八面的各种文化因子分不开的。

隋唐文化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融合和吸收了国内外各地域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经过一番消化、改造和淘汰的过程，攫取了其中的有机成分，锻铸成了一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开放型文化。

这种宏大的气派，与整个时代精神是相契合的。

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在他的名著《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的差异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首先，隋唐文化大规模地兼容外域文化，采撷其英华，滋养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

《骠国乐》（唐）白居易作

隋唐时期是中古史上中外文化大交汇的重要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形式和风格的文化因子，如同“八面来风”

，从帝国开启的国门中一拥而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

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以强盛的帝国国力为依据，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始终保持着畅通无阻。

各种肤色的商人、使者、僧侣以及冒险家，纷纷来往于进出帝国的各条孔道上，将南亚的佛学、历法、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等，输入东土。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和我国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有70多个。

唐政府专门设置了鸿胪寺来接待各国的文化使者，在朝廷的太学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有不少外国人还供职于政府机构。

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益州等大城市成为外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尤其是首都长安，不仅是国际性的大都会，而且成为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

牙雕骑象菩萨像（唐）甘肃榆林窟传世品

长安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盛唐时，活跃在长安艺术殿堂上的乐舞艺人中，来自外域的艺术家占有相当的优势。

如米国的歌唱家米嘉荣，曹国的琵琶世家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康国的康昆仑，安国的安叱奴，以及史、石等国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表演者，都是极受欢迎的艺术家。

由扶南乐师传授给后宫歌女的扶南乐，被朝廷列为宫廷正式乐舞，在节庆宴享时献演。

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王雍羌派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35人，带来骠国乐22曲，到长安演奏，轰动了长安城，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胡直钧、唐次等纷纷写诗称赞骠国乐曲的优美。

这些外域乐舞艺术的涌入，深刻地影响到隋唐乐舞艺术的发展，开元、天宝年间，受外来风气影响严重，奏胡乐、跳胡舞成为当时的时髦风尚，“臣妾人人学圆转”

、“洛阳家家学胡乐”

，反映的就是受容外域文化的景象。

海兽葡萄纹铜镜（唐）1958年西安独孤思贞墓出土

外域文化的涌入，给唐人文化生活增添了万千风采。

正是在长安贵族府中常有从波斯、大食等地辗转而来的被称为所谓的“昆仑奴”

的黑人奴隶为家仆的活动，才有了唐人裴铏《传奇》中《昆仑奴》故事的创作，也才有唐墓出土的昆仑奴俑的艺术形象出现；也正是受波斯萨珊王朝艺术风格的影响，唐代早期的金银器、铜镜、玻璃器都带有浓郁的波斯特色，如以海兽葡萄纹装饰的铜镜；甚至在一些以兽头为饰的唐三彩和以动、植物图案以及联珠纹、几何纹图样装饰的丝织品上，也强烈地反映出唐文化融合波斯文化所形成的特色；其他如深受南亚色彩晕染法浸润的画坛，来自天竺、拂菻等国的杂技、魔术艺术以及大秦的“医眼及痢……或开脑见虫”

的疗术，无不显示出隋唐文化受容外域文化的巨大能力。

外域文化在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系统时，表现为物质性的文化形态似乎更易受容于中国文化，而精神性的文化形态在受容过程中则往往会遇到较多的阻力。

如宗教思想文化的传播即是如此。

就宗教的传播而言，隋唐统治者基本上采取了兼收并蓄、诸教并行的政策，除原有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和早已传入的佛教继续发展外，来自中亚和西亚的摩尼教、景教、祆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亦受到唐王朝的欢迎，各自在长安和外地相继建立起了本教派的传教基地——庙宇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