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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儒释道融会（第1页）

第四节　儒释道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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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特别是隋唐，佛教各派学者在吸收中国固有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佛教的宇宙生成论、本体论、认识论和心性论在这一整个时代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了之后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影响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和面貌，为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准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赵宋王朝，从前代灭佛的经验中认识到，佛教终不可灭，而相反，佛教教义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所以一开始，就对佛教采取保护和提倡的政策。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四月，世宗柴荣曾下诏禁度僧民，停废寺院。

建隆元年（960年）六月，宋太祖登位不久，即下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

[63]由此可见宋太祖对当时佛教的保护。

至于对佛教的提倡亦有明显例证。

沧州沙门道圆，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3年）出游西域二十余年，于乾德三年（965年）十二月，与于阗使者俱还，献见叶经及舍利。

太祖亲自诏见，问其山川道路及风俗，一一能记。

太祖大喜，赐以紫衣，金币。

[64]乾德四年（966年）三月，僧行勤等157人请游西域，各赐钱3万遣行。

[65]开宝四年（971年）遣内侍张从信到益州造《大藏经》，依《开元释教录》所载佛经，次第雕版，到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共雕版13万块，所收大小乘佛典及圣贤集传，共1076部，5048卷。

这是我国雕印全部藏经的开始，它不仅是我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国雕印佛经发生了重大影响。

真宗虽狂热提倡道教，也大力提倡佛教。

除继续翻译佛经外，并亲自为佛经作注，又撰《释氏论》，“以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正矣。

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

[66]而对于各地寺院，真宗也屡加赏赐，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以黄金3000两赐峨眉山普贤寺供增修之用。

同时，他还广设度僧的戒坛，除当时的京师外，各地共有72所，因而出家为僧尼者日益增多。

到天禧五年（1021年），宋朝统治区内共有僧尼45.8万多人，成为宋代僧徒最多的时期。

太祖、太宗对佛教的提倡和保护政策，为其后历代皇帝所继承。

徽宗时虽一度提高道教的地位，使佛教受到一些压抑，但不久就纠正了过来。

而到了南宋，宋孝宗等皇帝，也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佛教的重要性，并相应采取措施，保护和提倡佛教在社会中的流行。

就佛教在宋代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而言，不同的教种、教派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而其中有的派系在恢复发展中也出现了分歧。

自唐代会昌灭佛以来，佛教虽然受到打击，但禅宗主张明心见性，立地成佛，毁其外不能毁其内；净土宗修行简易，认为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即可往生西方净土的思想意识却一直延续下来。

唐末五代以来，乃至宋代，这种思想意识仍很流行。

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仍很发达，而天台、华严诸宗，在朝廷保护之下，也逐渐恢复发展起来，虽不若隋唐之盛，但在社会生活中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由此可见，佛教及其佛学在当时的宋代仍有一定势力。

而就佛教与儒学的相互关系来讲，宋代以来，佛教宗派势力虽在总体上处于衰微之势，但它在隋唐时期所形成的丰富的佛学文化思想却为排斥佛教的宋代新儒家所大量而充分地吸收，成为他们建构新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而相反，在当时大力弘扬儒学的宋代，许多佛教学者也迎合儒家思想，从而使佛教思想趋于儒学化。

这两个特点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佛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

宋代理学家大都以捍卫儒术，反对佛教为己任，对佛学中的出世主义、神秘主义持指斥态度，和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有根本分歧。

然而，宋代理学诸大家，如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在他们治学和创建新学说的过程中，多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

的。